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建立明朝。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他写下“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的表述，首次以官方名义承认元朝的合法性。这一决策看似矛盾——作为推翻元朝的起义领袖，朱元璋为何要为前朝“正名”？其背后实则是政治合法性、士绅阶级合作与多民族统治的三重博弈。
一、否定红巾军“宋朝”：重塑政权合法性
朱元璋的崛起与红巾军密不可分。1355年，红巾军领袖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帝，重建“宋”政权，朱元璋一度是其属下。然而，1366年朱元璋暗中授意部将廖永忠溺杀韩林儿，彻底斩断与红巾军“宋朝”的关联。承认元朝正统性，正是为了否定红巾军政权的合法性。
若承认红巾军“宋朝”为正统，明朝的政权继承将陷入逻辑困境：朱元璋作为前朝臣子，其江山本质是“宋朝”的延续，而非独立政权。通过强调元朝“承天命入主中国”，朱元璋将明朝定位为元朝的合法继承者，而非红巾军的分支。这种历史叙事不仅消解了红巾军的影响力，更将明朝的建立包装为“天命所归”的必然结果。
二、士绅阶级的妥协：从“叛军”到“正统”的转变
朱元璋的胜利，本质是农民起义军与士绅阶级合流的结果。其核心谋士如刘伯温、李善长等，均曾是元朝官员或士族。若否定元朝正统性，这些士绅的历史行为将被定性为“叛国”，其政治资历与道德合法性将荡然无存。
例如，刘伯温在元朝任江西高安县丞，若元朝被视为“伪朝”，其仕元经历将成为政治污点。朱元璋承认元朝正统性，实则是为士绅阶级提供历史背书：他们为元朝效力是“奉天承运”，而非“助纣为虐”。这种妥协不仅稳定了统治阶层，更将士绅力量转化为明朝的治理资源。正如《明实录》所载，朱元璋曾言：“士大夫非朕臣民乎？其仕元者，皆忠于其主，今归我，何罪之有？”
三、多民族统治的现实：消解北方抵抗的阻力
元朝统治时期，北方汉族士绅与蒙古、色目人已形成深度利益绑定。1217年，蒙古大将木华黎开始经营河北、山西等地，至元朝灭亡时，北方士绅已接受元朝统治近150年。若明朝否定元朝正统性，这些群体将面临“历史原罪”的困境：他们为元朝效力的行为是否构成“通敌”？其财产与地位是否会被清算？
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明确承诺：“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承认元朝正统性，实则是向北方各阶层传递政治信号：明朝的统治是元朝的延续，而非颠覆。这种策略有效消解了北方抵抗意志，为明朝统一铺平道路。例如，1369年徐达攻占大都时，元朝官员纷纷归降，未出现大规模抵抗。
四、历史延续性的需求：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从更深层次看，承认元朝正统性是朱元璋构建“大一统”国家认同的关键。元朝虽为蒙古人所建，但其统治已深度融入中原文化：废除酷刑、推行科举、尊崇儒学，甚至允许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在元朝任职。若否定元朝正统性，中国历史将出现“断裂”——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被排除在正统之外，可能引发多民族对国家文化的认同危机。
朱元璋的选择，实则是延续了“华夷一体”的传统史观。他在《大明律》中强调：“自古帝王之兴，必先正名分。”承认元朝正统性，不仅解决了明朝的政权合法性问题，更为后世满清入关后的民族认同提供了范本。这种历史智慧，使明朝得以在多民族背景下实现长期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