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与文学的长河中，“两司马”作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既承载着西汉文赋的辉煌，也铭刻着北宋史学的巅峰。这一称谓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具有双重内涵：西汉时期特指辞赋家司马相如与史学家司马迁，二人以文学与史学的双重成就并称“文章西汉两司马”；北宋以降则专指司马迁与司马光，二人分别以纪传体《史记》与编年体《资治通鉴》奠定中国史学的根基。这种称谓的演变，恰如中国文化的层叠积淀，折射出不同时代对文化典范的多元认知。
一、西汉两司马：文赋与史学的双重巅峰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7年）作为汉赋的集大成者，以《子虚赋》《上林赋》开创了“劝百讽一”的赋体范式。其作品通过虚构的子虚、乌有先生之口，描绘了诸侯王与汉天子的奢华游猎场景，最终以“仁民爱物”的儒家思想收束，既满足汉武帝“润色鸿业”的政治需求，又暗含对奢靡之风的批判。这种“曲终奏雅”的创作手法，使其成为汉代宫廷文学的标杆。更富传奇色彩的是其与卓文君的私奔故事：司马相如以一曲《凤求凰》打动寡居的卓文君，二人当垆卖酒的佳话，被后世视为冲破礼教束缚的典范。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则以《史记》突破传统史书体例，首创纪传体通史。这部130篇、52万字的巨著，通过“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构建起从黄帝至汉武帝的完整历史叙事。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观，不仅关注帝王将相，更将项羽、陈涉等失败者列入本纪，孔子、屈原等文化名人写入世家，彰显“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遭宫刑，这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反而催生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命觉醒，使其在狱中完成《史记》的最终修订。
二、北宋两司马：史学双璧的编纂与思想交锋
司马光（1019—1086年）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这部历时19年、300余万字的巨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宗旨，系统梳理了周威烈王至五代后周共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突破传统编年体局限，采用“因事附见”的叙事手法，将人物传记与事件发展有机结合。例如在描述淝水之战时，既保留《晋书》的战争细节，又增补前秦苻坚的民族政策分析，使历史叙事兼具文学感染力与思想深度。元丰七年（1084年），65岁的司马光在洛阳书局完成全书修订，宋神宗亲赐书名并作序，称其“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
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不同，司马光更强调史学的现实功用。在政治上，他作为旧党领袖，与王安石变法派展开激烈论战。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连续上《三札子》，批判青苗法“与民争利”，并退居洛阳15年专注修史，以“不治事而治史”的姿态表达政治抗议。这种“以史为鉴”的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历史价值的认知。
三、两司马的文化遗产与历史启示
从文学维度看，两司马代表了汉代赋体与史传散文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的赋作以铺陈排比见长，司马迁的史传则以简练生动取胜，二者共同塑造了汉代文学“宏博雅丽”的美学风格。从史学维度看，司马迁的纪传体与司马光的编年体构成中国史学的两大支柱：前者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历史脉络，后者以时间为轴线揭示兴衰规律，二者互补共生，形成中国史学的独特范式。
更值得关注的是两司马的精神传承。司马迁在逆境中发愤著书的坚韧，司马光在政治高压下坚守史德的执着，共同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而体备；光书因固而义精。”两司马的遗产，不仅是两部史学经典，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化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有人以笔为剑，守护着文明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