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初年的权力漩涡中，王晊以东宫率更丞的身份成为玄武门之变的“情报枢纽”，其告密行为直接改变了历史走向。然而，这位改写历史的“小人物”最终却如烟雾般消散于史册，其结局的模糊性恰是唐初政治斗争残酷性与历史书写策略性的双重印证。
一、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王晊的致命情报
公元626年六月初三，王晊向李世民密报：李建成计划在三日后昆明池饯行时刺杀李世民，并收编秦王府核心将领，最终迫使李渊移交国事。这一情报包含三重致命威胁：肉体消灭、军事瓦解与权力接管，且时间窗口仅余两日。李世民通过复核东宫守卫换防记录、截获李元吉调兵文书等方式验证情报后，果断将原定七月的政变提前至六月初四，最终在玄武门伏击成功。
王晊的情报价值不仅在于内容，更在于其精准性。他明确指出刺杀地点为昆明池，促使李世民选择玄武门作为伏击点——此处既是李建成入朝必经之路，又可快速控制太极宫核心区域。这一决策链条的顺畅运转，使王晊成为玄武门之变中“不可绕过的支点”。
二、历史书写中的“隐形人”：动机与结局的双重抹除
尽管王晊的行动改变了历史走向，但史书对其记载却充满矛盾与刻意模糊。《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未提及王晊的结局，仅保留其告密内容。这种“选择性记录”背后，是李世民集团对历史叙事的精心操控：
维护“被动反击”形象：若王晊被记载为李世民提前安插的眼线，将坐实其“早有预谋”；若被记载为被重金收买，又会削弱李建成阴谋的“真实性”。因此，史书通过删减其动机与结局，将其简化为纯粹的“信息载体”，既证明李建成的罪有应得，又维护李世民“被迫反击”的受害者形象。
消除潜在威胁：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对东宫势力进行彻底清洗，包括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嗣。王晊作为知情人，其存在本身即构成威胁。历史学者推测，他可能在政变后被秘密处决或流放，以防止其泄露更多细节。
凸显“天命所归”：李世民通过神化“太白经天”等天象异兆，将政变包装为“上天示警”。在此叙事框架下，王晊这类“小人物”的个体性被抹除，仅作为“天命”的工具存在。
三、权力游戏中的“弃子”：王晊结局的深层隐喻
王晊的消失，折射出唐初政治斗争的残酷逻辑：
情报的价值与风险：王晊的情报虽关键，但其身份决定其无法进入权力核心。政变成功后，他作为“一次性工具”失去利用价值，最终被抛弃。
东宫集团的内部裂痕：史书记载李建成拉拢尉迟敬德等将领时手段拙劣，且重要决策仅与李元吉商议，鲜少涉及心腹。这种“用人唯亲”的策略，导致东宫集团人心涣散，为王晊的背叛埋下伏笔。
历史叙事的权力性：李世民通过修订《晋书》《隋书》等史书，确立“贞观史观”。在此框架下，王晊的结局被刻意隐去，以强化其“受害人”形象。这种历史书写策略，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操控记忆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