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4日，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神秘地出现在天津。他深夜踏进溥仪所住的静园公馆，土肥原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溥仪因当年土肥原将他接到天津而对他很有好感。
溥仪这样描述土肥原，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出现了松驰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始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话来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日后，溥仪的日语翻译林出贤次郎在自己的《绝密会见录》中，记录了土肥原在天津对溥仪说的话。现在正是宣统皇帝恢复祖宗大业之时，当然，陛下如果继续留在天津，在日本租界内仍然会得到充分保护。但若前往满洲，便可登上元首之位。万一失败，陛下住在关东州内，日本也能给与充分保护。
1932年3月，生活在东北的中国老百姓忽然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身份被改变了。这一年，长春改名叫“新京”，成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溥仪成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在所谓的就职大典上，溥仪本打算穿龙袍，但日本关东军表示，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帝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
因此，溥仪只能穿日本人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服装，典礼上，数十名穿长袍马褂的满清遗老向溥仪叩拜。溥仪则身着大元帅服以半躬答之，这不伦不类的仪式让双方都很郁闷。溥仪回忆，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答礼，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补丁。
溥仪初政时还颇有心气，他这样回忆道。从这一天起，我真的不在睡懒觉，早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共是去见求见我的人，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
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谁也不找我谈“国事”。当我向他们问起时，他们就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
此后，溥仪的热情大减，于是，他在奏折上只批注“知道了”、“可以”两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