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随着溥仪颁布退位诏书，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倒塌。这场终结背后，立宪派与革命派长达十年的博弈尤为关键。当立宪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仍在为“虚君共和”奔走时，革命派已用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帝制的终结。清朝的灭亡，本质上是一场制度转型失败与权力结构僵化的双重悲剧。
一、皇权至上的“伪立宪”：制度设计的致命缺陷
清朝立宪的核心矛盾，在于其始终未突破“皇权专制”的框架。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并赋予皇帝立法、行政、军事、司法等绝对权力。议会仅作为咨询机构存在，甚至规定“法律未经皇帝核准不得实行”。这种设计本质上仍是“新瓶装旧酒”——用宪法的形式包装专制内核。
更致命的是“皇族内阁”的成立。1911年5月，清廷发布《内阁官制》，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7人，汉人仅4人。这一安排彻底暴露了清廷“假分权、真集权”的本质。立宪派领袖张謇痛斥其为“满洲亲贵保权之术”，直接导致体制内精英大规模倒向革命阵营。正如梁启超所言：“清皇室饮鸩祈速死，甘自取亡”，其立宪本质是权力垄断者对改革红利的彻底独占。
二、满汉矛盾的不可调和：民族主义的反噬
清朝的统治基础始终建立在满汉二元结构之上。满族仅占全国人口1%，却通过八旗制度垄断军政大权。1909年《资政院章程》规定旗人单独选举议员，进一步强化族群隔离。立宪派原本希望通过议会整合满汉，但“皇族内阁”的成立彻底粉碎了这一期待。
革命派敏锐捕捉到这一矛盾，将“排满”作为核心动员口号。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明确指出：“满洲政府劣迹昭著，不可复用”，直接将清朝统治与民族压迫挂钩。1911年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迅速响应，其深层逻辑正是汉族精英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集体否定。章太炎等立宪派人士在失望中转向革命，认为“异族统治无法凝聚人心”，标志着满汉矛盾已突破制度调和的临界点。
三、官僚体系的崩塌：改革执行者的集体溃败
清朝立宪的失败，与其官僚体系的彻底腐化密不可分。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捐纳、保举成为主要入仕途径，导致官员素质断崖式下降。新政中设立的资政院和地方谘议局被传统士绅垄断，这些人既缺乏现代治理能力，又与地方利益深度绑定，反而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冲突。
地方督抚层面，袁世凯、张之洞等实力派虽表面支持立宪，实则抵制权力上收。1910年铁路国有化政策激起的保路运动，本质是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抗。当清廷试图通过新政收回军权、财权时，地方督抚选择与革命派暗中合作，形成“内外皆轻”的困局。这种官僚体系的集体溃败，使得任何改革措施都沦为权贵表演。
四、历史惯性的碾压：两千年专制集权的终结
从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到清朝军机处的设立，中国形成了超稳定的专制集权体系。这种体系通过密折制、八旗制度等工具，将皇权渗透到社会末梢。清廷虽效仿日本设立资政院，却仅赋予其“议政不决政”的权限，地方谘议局也沦为士绅分权的工具。
文化层面，中国缺乏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神性传统，儒家思想中“天命无常”的观念使皇帝一旦失德即丧失合法性。梁启超曾反思：“中国帝王难成虚君，立宪缺乏文化根基。”当清廷既不愿放弃“天命”象征，又无能力构建新的政治权威时，其灭亡便成为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