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至民国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庄士敦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外籍老师，走进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央。他的一生跨越了中英两种文化，其行为与思想也引发了后人对其“好人”与否的诸多思考。要评判庄士敦是否为好人，需从多个维度去审视他的生平事迹。
学术与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庄士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早年，他在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后又通过自修获得牛津大学历史硕士学位。1898年，他来到中国，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机构任职。在这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余，广泛涉猎中国各家学说、地理、唐诗宋词等，足迹遍及各地的名山大川和名刹古迹。
庄士敦对中国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十分推崇，他为自己起汉名庄士敦，还按照传统为自己起字“志道”，取自《论语》“士志于道”。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论著，如《佛教中国》《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等，这些著作不仅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也为中英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他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文化，反对西方教会在华的变相传教行为，也反对中国自身的激进思潮——革命，认为应该尊重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在改革过程中不应全盘西化。这种对文化的尊重和包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英文化的相互了解与交流。
溥仪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
1919年，庄士敦成为溥仪的老师，开启了他在紫禁城中的帝师生涯。他给溥仪教授英语、天文、欧洲法制史等知识，还向溥仪普及国内外的社会变革。在他的影响下，溥仪接触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和思想，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兴趣。他教溥仪骑自行车，甚至为了方便溥仪骑行，溥仪下令把门槛给锯开；他发现溥仪视力有问题后，请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为溥仪配置眼镜；他还劝说溥仪剪掉辫子，推动了溥仪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现代化转变。
在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后，庄士敦帮助溥仪逃往日本使馆，尽自己所能保护溥仪的安全。可以说，庄士敦在溥仪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溥仪的老师，更是溥仪的朋友和顾问，对溥仪的思想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殖民体系下的特殊官员
然而，庄士敦的身份并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和教师，他还是英国殖民体系下的一名官员。他曾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任职，担任过港督的私人秘书、威海卫南区行政长官等职务。作为殖民官员，他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英国在华的利益。
在威海卫任职期间，他虽然进行过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如让老百姓可以直接把状纸递交给他，不再受村长社首的限制，但他的出发点仍然是维护英国在威海卫的殖民统治。他的一些行为和决策，可能是基于英国殖民政策的需要，而并非完全从中国百姓的利益出发。例如，在英国归还威海卫的问题上，他虽然提出了应将威海卫归还中国或者与清廷重签租约的建议，但这一建议并没有被英国采纳，这也反映出他在英国殖民体系中的局限性。
难以简单评判的复杂人物
综合来看，庄士敦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评判。他在学术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推动了中英文化的相互了解与融合；他对溥仪的成长和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帮助溥仪开阔了视野，接触到了新的思想和知识。然而，他作为英国殖民官员的身份，又使得他的行为和决策受到英国殖民政策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英国在华的利益。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物都受到其所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庄士敦也不例外。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视角去看待他的生平事迹，理解他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行为和选择。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中英文化交流和晚清民国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