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2年，曹操首席谋士荀彧在寿春离世，终年五十岁。这位被曹操誉为“吾之子房”的“王佐之才”，其死因在《三国志》《后汉书》《魏氏春秋》等史籍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记载：或言“以忧薨”（忧虑过度而死），或载“饮药而卒”（服毒自尽），更因曹操赠送空食盒的隐喻，将这场死亡蒙上了权谋与背叛的阴影。透过史料的蛛丝马迹与历史逻辑的推演，荀彧之死实为理想主义者在权力漩涡中的必然结局。
一、矛盾爆发：从“奉天子”到“阻九锡”的信仰崩塌
荀彧与曹操的合作始于共同的理想——匡扶汉室。建安元年（196年），荀彧力主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将流亡的汉献帝迎至许昌，试图以皇权为纽带重建秩序。他向曹操进言：“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其核心是利用朝廷权威整合割据势力，而非纵容权臣篡位。这一策略使曹操在官渡之战前迅速崛起，但荀彧始终以“汉臣”自居，举荐的荀攸、钟繇、陈群等人才均以效忠汉室为前提。
转折点出现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当董昭等人提议曹操进爵“魏公”、加九锡（象征天子礼遇）时，荀彧公开反对：“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此言彻底撕破双方默契——曹操早已将“挟天子”视为篡汉跳板，而荀彧仍坚守“权臣辅政”的底线。曹操闻讯后“心不能平”，随即以南征孙权为由，将荀彧调离中枢，命其赴谯县劳军，实为剥夺其决策权。
二、死亡之谜：空食盒的隐喻与政治清洗
荀彧之死的直接诱因，是曹操的“空食盒事件”。据《魏氏春秋》与《后汉书》记载，曹操南征至濡须时，派人给留在寿春的荀彧送去一个食盒，荀彧打开后发现“发之乃空器也”，随即饮药自尽。这一细节充满象征意味：食盒象征俸禄与政治生命，空盒则暗示“汉禄已尽，无食可赐”。曹操通过这一隐喻传递明确信号：荀彧若继续阻挠其称公，将失去所有政治资本甚至生命。
从权力逻辑看，曹操此时已掌控汉室，亟需清除异己以推进代汉进程。荀彧作为颍川士族领袖，其影响力远超一般谋士：他不仅主导曹操后方政务，更通过举荐人才构建了庞大的汉臣网络。若荀彧公开反对称公，可能引发士族集团集体抵制，甚至动摇曹操统治合法性。因此，曹操必须以隐晦手段迫使荀彧“自愿”退出历史舞台，既避免直接杀害名士的舆论风险，又为后续称王扫清障碍。
三、历史回响：汉室忠臣的悲剧与士族的选择
荀彧之死引发了连锁反应。汉献帝为其“酒不喝、舞不跳”，以示哀悼；曹魏配飨太祖庙庭时，唯独未列入荀彧，暗示其未被视为魏臣；后世史家如裴松之更直言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这些细节印证了荀彧的汉臣身份——他始终将个人命运与汉室存亡绑定，甚至在曹操势力如日中天时仍试图以“利益劝阻”维持底线。
更深层看，荀彧之死折射出东汉士族的两难抉择。作为颍川士族代表，他既需借助曹操实现政治抱负，又无法接受权臣彻底颠覆汉室。这种矛盾在曹操称公事件中彻底爆发：当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时，荀彧只能以死明志，既保全士族气节，又避免家族因公开对抗曹操而遭灭顶之灾。其子荀恽、荀顗等虽在曹魏任职，却始终未获重用，正是曹操对荀氏家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隐性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