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41年春，魏明帝曹睿病逝，新帝曹芳年幼，东吴朝堂上掀起了一场关于北伐的激烈争论。零陵太守殷礼力主“吴蜀并举，三路伐魏”，孙权亦心动欲亲征，试图抓住这“主少国疑”的天赐良机。然而，这场看似充满希望的北伐计划，最终因陆逊的强烈反对而胎死腹中。这不仅是孙权个人雄心的挫败，更折射出东吴政权内部深层的战略分歧与利益博弈。
一、石亭之胜后的战略分歧：陆逊的“限江自保”
石亭之战（228年）是东吴对曹魏的一次重大胜利。陆逊以诈降诱敌之计，大破魏扬州牧曹休，斩获万余人，缴获大量军资。此役后，东吴大将朱桓曾提出乘胜追击，进取寿春、割据淮南，以制衡曹魏核心区。然而，陆逊却以“虑兵家之忌”为由坚决反对，最终孙权采纳其意见，放弃了这一战略机遇。
陆逊的反对并非偶然。作为江东大族的代表，他深知东吴的立国根基在于“限江自保”。江东士族虽支持孙权称帝，但他们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护本土统治，而非对外扩张。陆逊曾明确提出“增广田亩，宽其租赋”的治国方针，主张通过发展农业、积蓄力量来对抗曹魏，而非冒险北伐。这种战略思维与孙权“亲射虎”的进取性格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后续的北伐争议埋下伏笔。
二、跨海征辽东：孙权的“海洋北伐”幻想
232年，孙权将北伐目光投向辽东公孙渊。他试图通过海路联合公孙渊夹击曹魏，甚至计划亲征辽东。然而，这一计划同样遭到陆逊的强烈反对。陆逊指出三点理由：
前车之鉴：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远航亶州（日本）、崖州（台湾）、朱崖（海南），结果耗时一年仅带回少量土人，损失惨重，最终怒杀二人。
风险不可控：跨海千余里远征辽东，面对“凭险恃固”的公孙渊和“未染王化”的蛮夷，风险远超陆地作战。
战略优先级：东吴应优先经营江南，发展农业和人口，而非将资源投入高风险的远征。
尽管东吴水军实力强大（如大船长近70米、高三层、可容纳5000人），但陆逊仍认为海洋北伐的成功率低于陆地作战。他更倾向于通过“劝课农桑”逐步积累实力，而非冒险一搏。
三、二宫之争：陆逊与孙权的权力裂痕
陆逊对北伐的反对，不仅源于战略分歧，更与东吴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孙权晚年陷入“二宫之争”（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储位之争），陆逊因亲属多支持太子孙和而卷入其中。孙权多次写信责备陆逊，甚至将其召回武昌，导致陆逊忧愤而死。
这场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了孙权与陆逊的矛盾。孙权认为陆逊“徒守江东，自首可陋”，指责其缺乏进取精神；而陆逊则坚持“限江自保”的国策，认为北伐会消耗东吴的国力，最终便宜曹魏。这种分歧在241年的北伐争议中达到顶点，陆逊以“国忧未出，军旅未息”为由，再次否决了孙权的计划。
四、陆逊反对北伐的深层逻辑：家国利益的平衡
陆逊的反对并非单纯出于私利，而是基于对东吴国情的深刻认知：
军事短板：东吴水军虽强，但陆军实力远不及曹魏。例如，234年孙权亲征合肥新城，面对曹睿亲征的消息，只能匆忙退兵。
经济基础：三国时期，江南开发程度远低于中原，长期战争会导致百姓疲敝。陆逊主张“宽其租赋”，给民众休养生息的时间。
政治风险：北伐失败可能引发内部动荡，甚至导致江东大族对孙氏政权的离心。陆逊作为大族代表，必须维护本土利益。
相比之下，孙权的北伐雄心更多源于个人抱负。他渴望像兄长孙策一样建立不世之功，甚至试图通过海洋北伐开辟新战场。然而，在陆逊看来，这种冒险行为可能断送东吴的基业。
五、历史回响：陆逊的“保守”是否明智？
从结果看，陆逊的反对似乎“保全”了东吴。东吴凭借长江天险和强大的水军，延续了50余年国祚，成为三国中最后灭亡的政权。然而，这种“限江自保”的策略也使东吴错失了统一中国的机会。若孙权能突破陆逊的保守思维，或许历史会走向不同的方向。
但历史没有假设。陆逊的反对，本质上是江东大族与孙氏皇权在战略目标上的冲突。作为大族利益的代言人，陆逊选择了最稳妥的路线；而作为开国之君，孙权则渴望突破局限，实现更大的抱负。这种矛盾，最终成为东吴无法突破“偏安”格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