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是什么人呢？
告密制度是武则天于垂拱二年（686）制定的一个铁腕政策。其实早从秦推行“什伍连坐之法”起，告密就成为了朝廷治理天下的重要途径。但是真正被大规模实施的腥风血雨的还要属武皇，这也是她的一个不得已之举。
在告密制度施行前的两年（684-686年），尚未称帝但已临朝称制的武则天先是废了唐中宗李显（三子，被贬到房州做了庐陵王），转立四子李旦为唐睿宗，但把其软禁起来作为傀儡人，真正主政的还是武则天。后于684年九月改元光宅，迁都洛阳，改东都之名为“神都”，并欲作为主都，而象征着李唐政权的长安作为陪都。自此之后一直到神龙元年（684-705年），只有长安元年-长安三年（701-703年秋）之间在长安，其余时间，均在洛阳。同时改旗易帜，令旗帜颜色，官服、职省名称，一并改了，承袭周制（就是周朝），为称帝做准备。
这个举动让天下开始异动不安。改旗易帜不到一个月，徐敬业骆宾王等人就以匡扶庐陵王（就是当时已经被贬到房州的唐中宗）为旗号，在扬州举兵谋反。同时朝内大臣也有异动，其中就包括心腹大臣裴炎等人的逼宫，欲让其把实权还给当时的唐睿宗李旦。虽然武则天很快用雷霆手段诛杀裴炎和程务挺这两个一文一武的主力大将，后面又飞速平定了扬州叛乱，但仍心有余悸，看清了若想在李唐政权里建立武周王朝，同时在男权社会里作为女性称帝，那么，仅仅依靠身边笼络的一众大臣是远远不够的，毕竟连曾经帮助她废过太子李贤和中宗李显的心腹大臣裴炎都可能离心，而像徐敬业这样不成器的小毛贼都能做出扬州叛乱，且振臂一呼天下应（这才是最可怕的点，说明人心所向）的事情。武则天意识到，想要称帝，必须依赖和笼络更多的人，就是天下百姓。
于是，垂拱二年三月（686），武则天命人制造铜匦（铜制的匣子），置于洛阳宫前。大臣们无不侧目而视，不知为何物。他们没有想到，这就是日后二十年让他们瑟瑟发抖的告密制度的开始和噩梦。
告密制度分为两种，1，铜匦制度，和2，当面（直接面圣）告密制度。
1铜匦制度。
上面提到的那个大铜匣子四个面东南西北染上不同颜色，作为不同功能，其中：
铜匦（面上的颜色应该是年久而脱落了）
东方木位，延恩匦，主春，其色青。谋求仕途者投之（求职）
南方火位，招谏匦，主夏，其色赤。言朝政得失者投之（意见）
西方金位，申冤匦，主秋，其色白。有冤抑者投之（伸冤）
北方水位，通玄匦，主冬，其色元。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告密）
这里面，北方水位的通玄匦，就是做告密用的。比如发现谁谁准备谋反，或者别的危害国家的秘事，都可以投到这个里面来。当然了，从上面几个功能也看出来，铜匦制度不止是用于告密，同时也是随时接纳天下表疏，广开言路。于国于民，都是很有好处的。
2当面告密制度。
除了铜匦制度，武则天还鼓励当面（直接面圣）告密制度。上至宗室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甚至于囚犯，规定任何人均可告密。凡属告密之人，不得私自审讯，而且国家会向其供给驿站车马和饮食，直接送到皇都面见武则天。所告之事，如果符合旨意，就可破格升官。如果并非事实，亦不会问罪。一时之间，告密者四方云涌风起。这个制度其实是为了监督宗室大臣，告的事情也大多是针对他们的。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文武百官，只要被告而且经查属实，都会被处置。
之所以鼓励当面告密，是因为那个时候普通民众文化水平比较低，很多人不识字不会写信，只能口述。所以当面告密者大多来自民间底层人士。这一举动不止发动民众为她充当天下无数耳目肃清障碍，同时也笼络了万民之心。很多人通过告密立功，直接加官进爵。其中有一些人还被授予司法职权
，这类人大多出身草根，生性残酷，被称为“酷吏”（比如最著名的酷吏来俊臣）。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酷吏政治”。这些酷吏会负责审理告密者的告密内容，发明了很多让人闻风丧胆的刑讯工具。
告密制度和酷吏政治同时施行以来，宗亲大臣，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就连国老狄仁杰都被人告密谋反扔进过大狱（发生在武皇登基以后的长寿元年692年，告密者和审理人都是酷吏来俊臣）。
值得一提，且与本剧有关的是，这些酷吏里很多都被武家人，比如武皇两个侄子也是最著名的武氏外戚武承嗣和武三思所利用，外加告密者，迫害了一票李氏皇族的人以及一些大臣。简单说来告密者和武皇，武氏外戚，李唐族人，大臣的关系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因为酷吏政治让很多人不满，被武皇给废掉了，杀了一大批酷吏（毕竟咱武皇也不是暴君昏君而是明君啊），连带告密制度也不如从前那般紧锣密鼓了，因为不再过分鼓励，告密者也少了。这是因为当初施行告密制度是天下人心不稳，身边虎狼成群，后来该杀的也杀的差不多了（李唐宗室除了自己亲生的李显，李旦，太平公主这几脉，其他都给杀光了。据统计，从李唐建朝到覆灭，一共有110多个李氏皇族死于非命即政治斗争，而咱武皇一人就杀了70多个，占比60%。而朝内拥唐反武的大臣连带一些权阀也给清理殆尽了。剩下的即便也有拥唐的，但同时也并不反武。而且好多都是武皇亲手提拔的。），太平盛世多年，人心渐稳，也不需要了。但是这个制度并未完全废除，因为对付一些剩下的皇室宗亲，权阀遗子，尤其是不可控的结党大臣，还是需要告密者的。
既然告密制度和告密者自垂拱二年（686年）就有了，一直相安无事，武皇还曾亲自打压过，那为何在“长安元年（701）”突然都被人灭口了呢？长安元年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勾起了这一个可以说是该剧所有导火索的矛盾点呢？其实这一年，无论对武皇，还是对其他人，都几乎是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也是本剧所有冲突点的前因，涉及到好几方（包括武皇，武皇面首（就是男宠）/弄臣，李唐皇室，武氏外戚，朝内大臣）之间盘根错节的矛盾。
这要从长安元年（701）之前的两年，圣历元年（699）开始说起。
在圣历元年之前，武皇铁腕政策治盛世平天下，生杀予夺，可以说她是控制时局的唯一主宰者。而在这一年之后，便开始转变了。
1在圣历二年（699）二月份，76岁的武皇开始得重病，无论是给她自己还是给别人都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女皇恐怕时日无多。女皇垂老的信号让群臣人心所向开始有了异动。
2从同年（699）开始，武皇进入怠政时期。
自圣历元年(698)封了太子李显了却一番身后愿，同时用各种手段缓和了李式宗室和武家外戚之间的关系，加上年事已高，疾病加身，武皇于圣历二年开始进入了怠政时期。如上所说武皇因为一场大病，信仰也开始由虔诚的佛教变成同时追求道教，求仙问药，以祈长生不老。同时耽于享乐。左右盛世太平也不需要太过操心了，操劳一生，如今风烛残年，再不享乐也来不及了。于是便重用男宠二张兄弟（张昌宗
张易之），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叫控鹤监（后来改为奉宸府）的机构，专门集聚男璧。但武皇毕竟也是个风雅人，这些人不止长的好看，而且很多是文人，于是汇聚了一大批弄臣，有些日后甚至开始指点朝政。纵情声色的生活让她在政治上也放松了很多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