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5年，秦国少壮派将领李信率20万大军南下攻楚，却在城父之战中遭遇惨败，七名都尉阵亡，秦军损失惨重。这场战役不仅让秦国统一进程受挫，更将李信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然而，秦始皇并未如后世部分君主般对败军之将处以极刑，反而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化解危机，其处理方式折射出秦国崛起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战前决策：年轻将领的豪言与老将的谨慎
秦灭韩、赵、魏后，楚国成为统一战争的关键目标。秦始皇召集将领商讨攻楚方略时，李信以“不过用二十万人”的自信回应，与老将王翦“非六十万人不可”的谨慎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分歧背后，是秦国军事战略的代际碰撞：李信代表的少壮派主张速战速决，而王翦则深谙楚国“地广人众”的国情，强调稳扎稳打。
秦始皇最终选择李信，既有对年轻将领勇气的认可，也暗含对战争成本的考量。60万大军需动员全国半数以上青壮年，且长期远征将导致国内防御空虚。李信的方案看似更符合秦国“以战养战”的扩张逻辑，却低估了楚国的战略纵深与战争潜力。
二、城父之败：多重因素交织的军事灾难
李信初期进展顺利，连克平舆、寝、鄢郢等地，却在与蒙恬会师城父时遭遇致命打击。楚将项燕率军尾随秦军三日三夜，趁其戒备松懈发动突袭，一举攻破两座营垒，斩杀七名都尉。这场失败表面是秦军轻敌所致，实则暗藏三大变数：
昌平君叛乱：作为秦国相邦的楚公子昌平君，在郢陈发动叛乱，切断秦军退路与补给线，迫使李信分兵回师。
后勤危机：秦军为追求速度仅携带三日口粮，深入楚地后陷入断粮困境，士气低落。
地形劣势：楚国“山林险阻、水道纵横”的地形，削弱了秦军骑兵与弓弩的优势。
这些因素叠加，使李信陷入“腹背受敌、粮草断绝”的绝境，最终导致20万大军溃散。
三、秦始皇的处置：政治智慧超越军事得失
面对战败消息，秦始皇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政治成熟：
主动揽责，稳定军心：他公开承认“用李信之误在于己”，将失败归因于自身决策失误，而非单纯指责将领。这种态度既维护了李信等将领的尊严，也避免了军队内部互相推诿的混乱。
重用王翦，调整战略：秦始皇亲赴频阳请王翦出山，并满足其“非六十万人不可”的要求。这一举措不仅扭转战局，更向全军传递了“唯才是举”的信号，强化了中央权威。
继续任用李信，发挥余热：史料记载，李信虽被免去主将职务，但并未被处死或贬谪。公元前222年，他随王贲攻取辽东、灭亡燕国；次年又参与灭齐之战，最终以军功获封陇西侯。这种“戴罪立功”的安排，既惩罚了战败之责，又保留了军事人才，为秦国统一六国储备了力量。
四、历史启示：用人之道与帝国兴衰
秦始皇对李信的处理，折射出秦国崛起的核心密码——“法家严明”与“实用主义”的平衡。秦律虽规定“失亡军士二千人以上，罪死不赦”，但秦始皇并未机械执行，而是根据战略需求灵活调整：
对李信：保留其军事才能，利用其熟悉六国地形的优势，继续参与灭国战争。
对王翦：通过“求田问舍”的表演消除猜忌，确保其全力以赴灭楚。
对昌平君：虽叛乱失败，但其身份暴露了秦国对六国贵族的防范不足，促使秦始皇后续加强文化同化政策。
这种“功过相抵、人尽其才”的用人哲学，使秦国在统一战争中始终保持人才优势。相比之下，项羽因“烹杀说者”失去谋士，刘邦因“诛杀异姓王”引发叛乱，均因用人失当而败亡。秦始皇的智慧，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