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之乱”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记载的政权更迭事件，标志着夏朝从治世滑向衰败的转折点。这场发生于公元前19世纪中叶的动乱，不仅颠覆了夏王朝的统治秩序，更揭开了“家天下”体制下权力失控的深层危机。
一、乱世溯源：从“启废禅让”到“太康失国”
夏朝建立者启通过武力终结“禅让制”，开创“家天下”世袭体系。然而，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权力传承模式，在太康继位时遭遇严峻考验：
统治集团的腐化：启晚年沉迷酒色，其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展开激烈内斗。长子太康虽以长子身份继位，但缺乏治国能力，继续沉湎于声色犬马。据《史记》记载，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在位期间竟在洛水北岸修建“通天台”，以3万民夫耗时3年垒起20米高台，通宵宴饮作乐。
地方势力的崛起：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借夏朝内部动荡之机迅速扩张。他本是夏都的禁卫军统领，却利用太康外出狩猎之机，率军封锁洛水渡口，切断太康归路。这一行动精准利用了夏朝“强干弱枝”的制度缺陷——当中央政权腐化时，地方诸侯便成为改朝换代的直接推动力。
二、权力崩塌：从“百日游猎”到“国都陷落”
“太康之乱”的爆发具有戏剧性：
致命疏忽：太康携带“镶嵌绿松石的豪华马车”出猎，随行队伍包括“象牙箭囊”与“彩绘箭囊”的贵族侍从。这场持续百日的游猎，实则是压垮夏朝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太康在洛水南岸追逐白鹿时，后羿已率军占据夏都斟鄩（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政权易手：后羿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未直接杀死太康，而是立其弟仲康为傀儡君主。这种权力过渡模式，与此后商朝“九世之乱”、周朝“共和行政”形成历史呼应，揭示出早期王朝在权力真空期的共性困境。
民众背叛：太康失国后，其兄弟五人在洛水边创作《五子之歌》，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痛陈失政教训。这首被收入《尚书》的哀歌，印证了夏朝统治合法性已因太康的荒政彻底丧失。
三、历史余波：从“寒浞篡夏”到“少康中兴”
“太康之乱”的连锁反应持续数十年：
寒浞的崛起：后羿晚年重蹈太康覆辙，被亲信寒浞杀害。寒浞建立“寒国”，对夏朝王族展开血腥清洗，太康之孙少康被迫逃亡至有仍国（今山东金乡）。这段历史在《左传》中被记载为“寒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暴露出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少康的复国：少康在有虞氏支持下，以“一成之众”起兵反寒。他利用寒浞父子内斗之机，先灭寒浞长子寒浇于戈邑，再斩次子寒豷于过邑，最终光复夏朝。这场“少康中兴”被后世视为“失国复国”的典范，但实质是地方势力重新洗牌的结果。
四、制度反思：从“家天下”危机到“德治”萌芽
“太康之乱”暴露出早期国家的结构性矛盾：
世袭制的缺陷：夏朝以血缘传承权力，却缺乏对君主能力的考核机制。太康的失德直接导致政权崩溃，印证了“家天下”体制下“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弊端。
民本思想的觉醒：《五子之歌》中“民可近，不可下”的警句，以及少康复国时“有民乃有国”的实践，催生了早期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述中得到升华。
分封制的调整：为遏制地方势力，少康推行“分封同姓”政策，将夏朝宗室分封至杞、缯等地。这种“以藩屏夏”的策略，为此后周朝“封建亲戚”制度提供了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