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唐的凌烟阁功臣谱上，没有苏威的名字；在贞观之治的朝堂里，也找不到他的位置。作为历经西魏、北周、隋四朝的政坛元老，苏威曾是开皇盛世的总设计师，却在唐朝建立后惨遭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双连拒”。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仕途终结，更是一场关于“忠诚”与“气节”的政治大审判。李世民的拒绝，撕开了苏威晚年“政治投机”的遮羞布，也向天下宣告了新王朝的用人底线。
一、 失节的代价：从“四贵”到“政治流浪者”
苏威的前半生是荣耀的。他是西魏名臣苏绰之子，袭封美阳县公，在隋文帝时期与高颎并称“四贵”，主持修订了影响千年的《开皇律》，推行轻徭薄赋，缔造了“开皇之治”。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苏威的风骨开始软化。为了保全权位，他从一个直言敢谏的宰相，变成了一个圆滑的“不倒翁”。
真正的污点发生在隋末乱世。当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后，苏威没有殉节，也没有反抗，而是迅速投奔了杀君的仇人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败亡，他又转投李密；李密失败，他依附越王杨侗；最后甚至向王世充称臣。这一连串的“跳槽”记录，让他从受人敬仰的托孤重臣，沦为被时人唾弃的“政治流浪者”。在讲究“从一而终”的古代士大夫眼中，这种无底线的易主行为，是比贪腐更致命的道德瑕疵。
二、 李世民的慧眼：拒绝“老油条”的深层逻辑
武德六年（623年），82岁的苏威在长安家中病逝。但在此前，当唐朝建立之初，他曾试图投靠李渊和李世民，却遭到了冷遇甚至明确拒绝。李世民为何如此决绝？
首先，唐朝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忠义”之上。李唐皇室自称是隋朝的表亲，在起兵时打着“尊隋”的旗号，后来才接受隋恭帝的禅让。对于苏威这种在隋亡后频繁侍奉“伪主”的前朝旧臣，李渊父子若予以重用，无异于自打耳光，承认那些乱臣贼子的合法性。
其次，苏威缺乏“从龙之功”且属于旧势力。李世民的秦王府聚集的是房玄龄、杜如晦等长期追随李唐的新锐，以及魏征等原太子党中的实干派。苏威属于关陇集团的老牌贵族，他的政治资本停留在过去。更重要的是，他在隋炀帝时期的“尸位素餐”和晚年的“反复横跳”，让李世民看到了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刚愎自用却又贪生怕死，原则性让位于生存欲。这种人在乱世或许能苟活，但在需要锐意进取的初唐，不仅无用，反而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三、 道德与现实的博弈：被拒之门外的“幸存者”
苏威曾试图通过献媚来挽回局面。他在晚年见到李世民时，甚至不敢提及自己曾侍奉过王世充等人，企图用“隐士”的人设来粉饰过去。但历史是公正的，李世民不仅拒绝了他的求职，还在史书中留下了对他“无节”的鄙夷。
苏威的悲剧在于，他拥有绝世的才干（制定法典、管理财政），却缺乏匹配才干的风骨。他在开皇年间的辉煌，是因为遇到了雄才大略且能容人的隋文帝；而在隋炀帝和乱世中，他为了生存抛弃了底线。当面对以“纳谏如流”但也“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李世民时，苏威那套“明哲保身”的官场厚黑学彻底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