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的璀璨星河中，《隋书》作为“二十四史”之一，以其详实的记载和严谨的体例成为研究隋朝历史的权威文献。关于其主编身份，学界虽存在“魏征独撰”与“集体合撰”的争议，但综合多方史料与现代学术共识，唐代名相魏征实为《隋书》编纂的核心主导者，其主持的修史工程更开创了集体撰史的典范模式。
一、历史脉络：从草创到成书的三十五年修史长卷
《隋书》的编纂始于唐初对前朝历史的系统整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史学家令狐德棻率先提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廷虽设史馆启动编修，但因战乱未平、史料分散，数年未竟全功。直至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为总结历史兴亡规律，正式下诏重修五代史，并委任魏征“总知其务”，全面统筹《隋书》编纂。
这一修史工程分为两个阶段：
纪传部分（629—636年）：由魏征直接主持，颜师古、孔颖达、敬播等学者参与，完成帝纪5卷、列传50卷，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至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38年历史。
志书部分（641—656年）：为补全五代典章制度，唐高宗时期增修《五代史志》30卷，由长孙无忌监修，李淳风、于志宁等学者参与，最终并入《隋书》形成85卷定本。
二、核心地位：魏征的“总知其务”与史学思想
魏征的主编身份在唐代史籍中早有定论。《旧唐书·魏征传》明确记载：“（贞观三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与房玄龄等共掌朝政……又与房玄龄等共修五代史。”而《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典籍更强调其“总知其务”的统筹角色，即全面把控编纂方向、审定史稿内容、协调学者分工。
魏征的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隋书》的编纂原则：
以史为鉴：他多次上书唐太宗，强调“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主张通过剖析隋朝兴亡揭示历史规律。书中对隋炀帝“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的暴政、大兴土木的奢靡、三征高句丽的劳民伤财均有详尽记载，成为后世治国的重要镜鉴。
秉笔直书：作为以“犯颜直谏”著称的名相，魏征在修史中坚持“不虚美，不隐恶”。例如，他直言隋文帝“刻薄专断”“不悦诗书”，对虞世基、裴矩等降臣在隋朝的劣迹亦不回避，体现了史家的职业操守。
保存典制：志书部分系统梳理了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如《食货志》记载均田制与赋役改革，《律历志》保存祖冲之圆周率研究成果，《天文志》记录张子信“日行盈缩”理论，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三、集体智慧：从“独撰”到“合撰”的学术范式
尽管魏征是《隋书》的核心主导者，但其编纂过程充分体现了集体智慧。参与修史的学者包括：
颜师古：经史大师，负责文字训诂与史料考订；
孔颖达：贞观时期“十八学士”之一，精通礼制与经学；
李淳风：天文学家，主修《律历志》与《天文志》；
长孙无忌：唐初名相，后期监修志书部分，确保学术延续性。
这种“主编统筹+学者分工”的模式，既保证了修史的政治方向（如强调“以隋为鉴”），又发挥了各领域专家的学术优势。例如，书中对隋朝大运河的记载，既引用《开皇起居注》等官方档案，又参考王劭《隋书》等私人著述，还通过访谈隋朝遗老补充细节，体现了史料搜集的多元性。
四、历史回响：从“郑公直笔”到现代学术认可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曾感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种对史学的重视，使《隋书》成为唐代官方修史的标杆。后世学者对其评价极高：
清代史学家赵翼称其“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
现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在《隋书求是》中肯定其“史料价值与编纂水平在二十五史中居前列”；
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修订本更将其列为“研究隋朝历史最系统、最权威的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