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1270—1329年）以《山坡羊·潼关怀古》等作品闻名后世，其宦海沉浮与家国情怀常为学界关注。然而，关于他的子嗣数量，历史记载却存在明显分歧，这一矛盾折射出古代文献传承的复杂性，也为后人了解张养浩的家庭生活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文献记载的矛盾：三子与六子之争
“三子说”的依据主要见于部分网络文章与地方志类资料，称张养浩育有三子：长子张鹤年（字子厚，文学家、书法家）、次子张鹤龄（字子寿，文学家、史学家）、三子张鹤寿（字子福，官至兵部尚书）。此类记载虽强调三位儿子均继承父业，但缺乏权威史籍佐证，且与《元史》等正史的记载存在根本性冲突。
“六子说”则有更坚实的史料基础。据《元史·张养浩传》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搜狐网等权威平台发布的文章记载，张养浩共有六子，但其中四人早夭：前三子均在襁褓中夭折，第四子厘奴（小名）6岁时病逝，仅剩五子张强、六子张引存活至成年。后张强早逝，张引成为张家独子。这一说法与《元史》中“二子：强、引，强先卒”的记载完全吻合，且被《张文忠公年谱》等史料进一步印证。
二、早夭与存续：家族命运的缩影
张养浩六子中四人早夭的现象，既是个人悲剧，也是元代社会医疗条件与生育风险的缩影。据《张养浩评传》记载，其长子、次子、三子均未留下姓名，仅以“早夭”二字概括，反映出古代史书对幼年夭折者的忽视。第四子厘奴虽有小名，但6岁病逝的结局仍令人唏嘘。这种高死亡率在元代并非个例，据《元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当时贵族家庭子女夭折率常超过50%，平民家庭则更高。
存活至成年的张强、张引兄弟，命运却截然不同。张强早逝，具体生平失载；张引则成为张养浩精神与事业的继承者。他长期伴随父亲左右，深受其言传身教，一生恪守“为人正直、兴学教民、守身遵法、忠心报国”的家训。在张养浩去世后，张引主持编纂了《张文忠公年谱》，并积极传播父亲的《三事忠告》等著作，使张养浩的政治思想得以流传后世。
三、张引：唯一存续的家族支柱
张引作为张养浩唯一存活至成年并留下详细记载的儿子，其人生轨迹深刻体现了父亲的教育理念。据《张养浩评传》记载，张引在父亲任京帅期间，积极从事年谱编纂工作，并利用秘书郎职务之便，将张养浩的《风宪忠告》和《庙堂忠告》进献给元顺帝，为父亲争取历史地位。此外，他还曾奉父命向陕西行省汇报“长安孝子赏海杀子奉母”事件，展现出其正直与责任感。
张引的文学成就虽不及父亲，但在政治与文化传承上贡献卓著。他主持编纂的《张文忠公年谱》成为研究张养浩生平的重要史料，而他对父亲著作的传播，则使张养浩的“为民请命”精神在元代后期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张养浩在关中大旱时“七聘六辞”后终赴任、积劳成疾逝于任上的事迹，正是通过张引等后人的记录得以流传。
四、历史记载分歧的根源与启示
张养浩子嗣记载的分歧，源于古代文献传承的复杂性。一方面，正史如《元史》注重官方履历，对家族细节记载简略；另一方面，地方志与网络文章可能混淆了张养浩兄弟或族人的后代信息。例如，部分资料提到的“张鹤年”“张鹤龄”等名字，可能是张养浩兄弟或族人之子，被误传为其子嗣。
这一分歧提醒我们，研究历史人物需以权威史料为基础，结合多维度证据进行考证。对于张养浩而言，尽管子嗣数量存疑，但其家族“重教立德”的传统却清晰可见。无论是早夭的四个儿子，还是存续的张引，均未留下劣迹记载，反映出张养浩“志立则事成”的家训对后代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