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朝自永嘉之乱后偏安江南，皇权始终笼罩在门阀士族的阴影之下。在这段动荡的历史中，司马聃与司马丕这对叔侄皇帝的传承，不仅折射出东晋皇权的脆弱性，更揭示了门阀政治对皇位继承的深刻影响。
一、血缘纽带：从堂兄弟到叔侄的皇室谱系
司马聃（343—361年）与司马丕（341—365年）同为东晋皇室成员，其血脉关系可追溯至晋成帝司马衍。司马聃是晋康帝司马岳与康献皇后褚蒜子的长子，而司马丕则是晋成帝司马衍的嫡长子、司马岳的侄子。按宗法制度，司马丕本应是晋成帝的法定继承人，但因中书令庾冰以“国赖长君”为由拥立司马岳，导致皇位旁落。这种权力博弈直接影响了司马聃与司马丕的命运轨迹：前者在襁褓中继承帝位，后者则蛰伏二十载方得登基。
二、权力真空：幼主继位与权臣摄政
建元二年（344年），年仅两岁的司马聃即位，成为东晋第五位皇帝。其母褚蒜子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何充、蔡谟、会稽王司马昱等权臣手中。这一时期，东晋朝廷陷入“主弱臣强”的困局：殷浩、褚裒等将领多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桓温虽灭成汉、收复洛阳，却因粮运不继被迫撤军。升平五年（361年），十九岁的司马聃在显阳殿驾崩，其短暂统治期间，东晋版图虽略有扩张，但军政大权始终被门阀士族分割。
司马聃的突然离世，使东晋再次面临皇位继承危机。此时，司马丕作为晋成帝嫡长子，成为皇室正统的象征。崇德太后褚蒜子力排众议，以“中兴正统，明德懋亲”为由，将时年二十岁的司马丕推上皇位。这一决策既是对庾冰当年篡改继承顺序的纠正，也暗含平衡门阀势力的政治考量。
三、傀儡困局：桓温专权与哀帝早逝
司马丕即位后，东晋政治格局并未改善。大司马桓温通过三次北伐积累军功，逐渐掌控朝政。隆和元年（362年），桓温逼迫朝廷迁都洛阳未果，转而通过“庚戌土断”强化中央集权。这项政策虽短暂恢复行政效率，却因触及士族利益而遭抵制。更致命的是，司马丕沉迷道教长生术，在兴宁二年（364年）断谷服丹药中毒，导致“不能听政”，褚太后不得不再次临朝摄政。
桓温的权力野心在此期间暴露无遗。他先是拒绝入朝辅政，继而在赭坻筑城自守，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兴宁三年（365年），司马丕因药物中毒崩于西堂，年仅二十五岁。其统治期间，东晋内部爆发彭城王司马玄隐匿户籍案，外部则因前燕攻陷洛阳而丧失战略要地，国势进一步衰微。
四、历史回响：叔侄传承的深层启示
司马聃与司马丕的统治，共同勾勒出东晋中期的政治图景：
皇权式微：两位皇帝均未掌握实权，司马聃受制于母后与权臣，司马丕则被桓温架空，暴露出东晋“皇帝与士族共治”模式的根本缺陷。
门阀博弈：从庾冰篡改继承顺序到桓温专权，士族通过控制皇位继承实现利益最大化，司马丕的登基本质是褚太后与桓温妥协的产物。
政策延续性断裂：司马聃时期的北伐战略因司马丕的短命而中断，“庚戌土断”等改革措施也随桓温失势而废止，导致东晋始终无法突破战略僵局。
这对叔侄皇帝的命运，恰似东晋王朝的缩影——在门阀政治的夹缝中，皇室成员如同提线木偶，即便偶有中兴之志，终难逆转历史潮流。司马丕死后，其弟司马奕继位，但仅六年便被桓温废黜，东晋由此进入更动荡的淝水之战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