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东南七国联军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吴王刘濞作为核心势力，统辖五十余城、号称五十万大军，更联合楚、赵等六国形成百万联军。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仅三个月便土崩瓦解，其失败绝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一、民心向背：逆历史潮流的致命伤
刘濞的失败首先源于对民心的彻底背离。历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朝已建立稳固统治基础，百姓渴望安定生活。当刘濞以“诛晁错”为旗号起兵时，长安城内百姓对晁错之死无动于衷，反而对战乱充满恐惧。刘濞的真实野心在战局胶着时暴露无遗——当汉景帝斩杀晁错后，他竟自立“东帝”，彻底撕下“清君侧”的伪装。这种为私利而挑动战端的行为，与百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朴素愿望形成尖锐对立。
吴国境内虽因免赋政策获得部分民心，但这种局部支持难以抵消全国范围的抵触。当叛军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时，百姓迅速转向支持朝廷。梁国都城睢阳的坚守便是典型例证：梁王刘武率军民死守三月，城内“民食树皮，将士断粮”，仍无一人投降，这种全民抗战的壮举，正是民心向背的生动写照。
二、战略失误：错失先机的致命连锁
刘濞在战略层面犯下致命错误。其联合的七国联盟看似强大，实则各怀鬼胎：胶西王刘卬为争夺临淄城与齐王缠斗三月，赵王刘遂被郦寄围困邯郸七个月，济南王刘辟光等部更是在外围虚张声势。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使联军始终无法形成合力。当刘濞主力在梁国受阻时，其他诸侯王竟无一支援军抵达战场。
具体战术层面，刘濞的决策更显短视。其大将田禄伯曾建议分兵西进武关直取关中，但遭太子刘驹否决；年轻将领桓将军提出“轻装奔袭洛阳武库”的奇谋，亦被刘濞以“风险太大”为由拒绝。反观周亚夫，其“弃梁守昌”之策精准预判了叛军动向，通过切断吴楚粮道，使三十万大军陷入“人相食”的绝境。这种战略层面的降维打击，直接决定了战争走向。
三、经济困局：富庶之国的致命软肋
吴国虽以“有诸侯之位，实富于天子”著称，但其经济模式存在致命缺陷。刘濞通过私铸钱币、煮海制盐积累的财富，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垄断，缺乏可持续的产业支撑。当周亚夫派轻骑焚毁吴国运粮船队后，吴军立即陷入“睢阳城下断炊”的困境，暴露出其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的脆弱。
更致命的是，吴国的经济优势反而成为政治包袱。为维持庞大军队，刘濞不得不加紧盘剥百姓，导致“国富民穷”的畸形发展。当叛军征发民夫时，吴国百姓竟出现大规模逃亡，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重脱节，使吴国在战争初期就失去了持续作战能力。
四、人才断层：独断专行的统治困境
刘濞的用人政策堪称失败典型。其统治集团核心成员多为宗室子弟，缺乏实战经验。当桓将军提出“避实击虚”的战术时，刘濞竟因对方年轻而质疑其能力；田禄伯建议分兵时，又因担心“另立山头”而否决。这种“宁用庸才不用奇才”的用人哲学，使吴军始终无法突破战术瓶颈。
反观汉军阵营，周亚夫、窦婴、栾布等将领各展所长：周亚夫以“坚壁清野”拖垮吴军，窦婴坐镇荥阳统筹全局，栾布率偏师攻破赵国都城。这种人才济济的将星云集，与吴国“将帅无能”形成鲜明对比。当刘濞在丹徒东越国被杀时，其麾下竟无一人能组织有效抵抗，充分暴露出人才断层的致命后果。
五、制度优势：中央集权的终极胜利
七国之乱的平定，本质上是中央集权制度对分封制的碾压。汉景帝通过“推恩令”等政策，早已削弱诸侯国实力。当叛乱爆发时，梁国、齐国等忠于朝廷的诸侯国成为战略支点，形成对叛军的战略包围。这种“以藩制藩”的策略，使叛军始终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
军事制度层面，汉军实行的“郡国兵制”远优于诸侯国的“私兵制”。周亚夫率领的汉军主力，由中央直接掌控的南军和北军组成，其训练水平、装备质量远超吴楚联军。当吴军还在使用青铜兵器时，汉军已普遍装备铁制武器；当吴军依靠战车作战时，汉军已发展出成熟的骑兵部队。这种制度代差，使吴军在正面战场毫无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