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於期（？—前227年），战国末期秦国将领，其人生轨迹因一场惊天刺杀计划而永远镌刻在历史长河中。他以自刎献首的决绝，成为燕赵慷慨悲歌精神的象征，其故事背后交织着权力斗争、军事博弈与人性光辉。
一、从秦国战将到亡命之燕
樊於期出身河北蠡县，早年以武将身份效命秦国。据《史记》记载，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他参与攻打赵国邺城、平阳等战役，斩杀赵将扈辄，展现军事才能。然而，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他在肥之战中遭遇赵国名将李牧，秦军惨败，损失惨重。此次失利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点——因惧怕秦法严苛，他选择逃亡燕国，投奔太子丹。
秦国对败将的惩罚向来严酷，但直接诛灭全族并悬赏“金千斤、邑万家”的案例极为罕见。史学家推测，樊於期或因卷入秦国宫廷权力斗争而触怒嬴政。例如，《东周列国志》记载他曾鼓动长安君成蟜谋反，揭露嬴政身世之谜，此举若属实，则足以解释秦王对其恨之入骨的极端反应。
二、荆轲刺秦：献首背后的生死抉择
公元前227年，秦军灭赵后直逼燕国南界，太子丹策划“荆轲刺秦”以挽救危局。荆轲提出需以樊於期首级与督亢地图作为接近秦王的信物。太子丹因念及樊於期投奔之恩而犹豫，荆轲遂私见樊於期。
面对荆轲“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的提议，樊於期仰天长叹：“我每念及父母宗族被戮，恨入骨髓！”他当即脱去衣袖，露出右臂，以剑自刎，血染樊馆山（今河北易县血山）。其头颅被装入匣中，成为刺秦计划的关键道具。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对太子丹的忠诚，更蕴含对秦王暴政的终极反抗——他以生命为代价，将个人仇恨升华为对国家命运的担当。
三、历史争议：樊於期与桓齮的身份之谜
关于樊於期的身份，史学界长期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他与秦将桓齮为同一人，依据包括：
发音通假：桓齮（huán yǐ）与樊於期（fán wū qī）在古音中可能通假；
时间线吻合：桓齮于秦王政十四年败走，次年太子丹归燕，时间节点契合；
记载缺失：桓齮在肥之战后史籍无载，或因逃亡而隐匿。
然而，反对者指出：
秦法逻辑：秦国对败将多以免职处理，极少灭族，桓齮作为名将无需逃亡；
战例对比：李信攻楚失败后仍被重用，说明秦王对军事失利容忍度较高；
文献依据：《史记·刺客列传》明确记载樊於期因“得罪秦王”逃亡，与桓齮战败无直接关联。
目前，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樊於期与桓齮为不同人物，其逃亡动机更可能与宫廷阴谋或个人恩怨相关。
四、后世铭记：血山塔与节义之魂
樊於期的壮烈牺牲，在后世引发广泛共鸣：
地理纪念：易县血山村因樊於期自刎染红山石而得名，村北血山塔（元代建）虽为佛教建筑，但民间传说其无顶设计象征樊於期“遗体有四肢而无头颅”；
文学赞颂：明代诗人陈璟作《血山》诗云：“去国伤无奈，投燕冀力同。举家无孑影，孤馆有凄风。”清代爱新觉罗·成桂则以“空将一缕血，血染至今红”感叹其忠义；
精神象征：燕赵之地“重节义之风”的品格，在樊於期身上得到极致体现——他以头颅为武器，将个人生死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成为后世反抗暴政的精神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