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末年的历史长卷中，樊於期是一个被血色浸染的名字。这位秦国叛将的命运轨迹，从咸阳宫阙到燕国边陲，最终定格在咸阳城外的血色黎明。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更折射出战国末期权力斗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
一、从秦将到流亡者：权力漩涡中的牺牲品
樊於期原为秦国将领，其早期经历在史书中语焉不详，但《史记·刺客列传》明确记载他曾因得罪秦王嬴政而被迫逃亡。这场变故的导火索存在两种主流观点：其一为军事失利说，认为他在伐赵战争中败于李牧，畏罪潜逃；其二为政治阴谋说，认为他卷入公子成蟜叛乱事件，因知晓嬴政身世之谜而遭追杀。
无论真相如何，秦王对樊於期的追剿堪称极端。据《史记》记载，嬴政不仅诛灭其家族，更以“金千斤，邑万家”的天价悬赏其首级。这种超越常规的惩罚，暗示樊於期可能触及了秦国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在秦法严苛的背景下，即便如王翦、蒙恬等名将战败，也仅遭贬谪而非灭族，樊於期的遭遇折射出秦国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二、燕国岁月：流亡者的生存悖论
逃亡燕国后，樊於期获得太子丹庇护。这位以“养士”著称的燕国储君，不仅收留了这位亡命之徒，更将其奉为上宾。但这种庇护背后暗藏矛盾：太子丹既需要樊於期的政治价值，又忌惮其身份可能招致的秦国报复。鞠武曾谏言“速遣樊将军入匈奴以消秦怒”，但太子丹以“义气”为由拒绝，实则将樊於期视为刺激荆轲行动的棋子。
樊於期在燕国的生存状态充满悖论。他虽得太子丹礼遇，却始终无法摆脱“叛将”标签。当荆轲提出刺秦计划时，太子丹的犹豫与樊於期的决绝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将樊视为可牺牲的政治筹码，后者却将自刎视为洗刷耻辱、成就大义的唯一途径。
三、自刎献首：悲壮抉择的多重解读
荆轲与樊於期的对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震撼的生死契约。当荆轲提出“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时，樊於期的反应极具戏剧性：他先是“仰天太息流涕”，继而“偏袒扼腕而进”，最终“遂自刎”。这一系列动作，展现出其性格的复杂性：
义勇刚烈：面对生死抉择，樊於期选择以死明志。他的自刎不是懦弱，而是对秦国暴政的无声控诉。正如《东周列国志》所载，其鲜血染红的小山被后人称为“血山”，成为其刚烈性格的地理见证。
热肚直肠：樊於期对荆轲的信任近乎天真。在未确认刺秦计划可行性的情况下，他仅凭三言两语便献出生命。这种性格缺陷，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复仇执念：樊於期的自刎动机中，个人复仇与家国大义交织。他既希望通过刺秦为家人报仇，也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可能延缓秦国灭燕的步伐。这种矛盾心理，使其形象更具人性深度。
四、历史评价的裂变：从“叛将”到“义士”
后世对樊於期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
传统史观：将其视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史记》虽未直接贬斥，但将其列入《刺客列传》的附属人物，暗示其工具属性。
民间叙事：在燕赵地区，樊於期被神化为“舍生取义”的典范。河北易县的血山村至今流传着“樊将军血染小山”的传说，其墓祠与荆轲塔、田光墓并称“三义冢”。
现代解读：学者杨宽提出“樊於期即桓齮”的假说，认为其因败于李牧而逃亡。但这一观点缺乏实证支持，更多是出于对秦国将领命运的推测。
五、文化符号的永恒性
樊於期的悲剧命运，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义烈”精神的象征。在京剧《荆轲刺秦》中，他的自刎被演绎为“血染白虹”的壮烈场景；在陶渊明的《咏荆轲》中，“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的诗句，虽未直接提及樊於期，却暗含对其气节的赞颂。
这个战国末年的流亡者，用生命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表态。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个体的命运往往被历史洪流裹挟，但那种超越生死的道义选择，却能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精神坐标。当我们在易水河畔追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歌时，不应忘记那个在血色黎明中自刎的背影——他叫樊於期，一个用生命诠释“义”字的悲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