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年间，蜀郡临邛城（今四川邛崃）的卓王孙府邸中，一曲《凤求凰》穿透雕花窗棂，琴声里藏着青年辞赋家司马相如的炽热情愫。这场发生在公元前140年的相遇，不仅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情故事之一，更在两千余年的文化长河中，沉淀为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的永恒象征。
一、琴瑟和鸣：一场精心策划的相遇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早年因仰慕蔺相如而改名。这位才华横溢的辞赋家虽以《子虚赋》名动天下，却在仕途上屡屡受挫。公元前149年，梁孝王去世后，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家徒四壁的困境促使他前往临邛投奔好友、县令王吉。
临邛富商卓王孙听闻县令贵客来访，设宴款待。席间，司马相如佯装推辞，却在王吉的再三邀请下抚琴一曲。他弹奏的《凤求凰》以“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的隐喻，向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传递爱慕之情。这位新寡的才女精通音律，从门缝窥见司马相如风度翩翩，琴声中的深情更令她心动不已。
宴会结束后，司马相如通过卓文君的侍女转赠礼物，进一步表达心意。当夜，卓文君毅然决然地与司马相如私奔至成都。这段情节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而《汉书》则补充了王吉与司马相如合谋“演双簧”的细节——王吉每日恭敬拜访却遭拒见，实为制造“贵客难求”的舆论效应，抬高司马相如的身价。
二、当垆卖酒：贫贱夫妻的生存智慧
私奔后的生活远非浪漫。司马相如家中“四壁立”，卓文君不得不变卖首饰维持生计。面对困境，两人决定返回临邛，在卓家门前开了一家酒肆。卓文君淡妆素抹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系着围裙洗涤酒器，这场“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戏剧性场景，成为对卓王孙最直接的“道德绑架”。
卓王孙初闻女儿当街卖酒，羞愤闭门不出。但亲友劝说：“文君已委身于司马长卿，司马长卿虽贫，其人材足依。”最终，卓王孙分给女儿“家奴百人，铜钱百万，及衣被财物”，二人得以返回成都购置田宅，过上富足生活。这段经历不仅展现了卓文君的勇气与智慧，更折射出西汉时期商人阶层对子女婚姻态度的转变——从严格的门第观念逐渐向个人才能倾斜。
三、功成名就：爱情与权力的双重考验
汉武帝即位后，司马相如的才华终于得到赏识。他因《子虚赋》被召入长安，随后创作《上林赋》奠定文学地位，更以出使西南夷的功绩被封为中郎将。然而，仕途的顺遂却为这段婚姻带来危机。
据《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在长安欲纳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表心迹：“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又附《怨郎诗》以数字排比抒发思念：“一别之后，二地相悬……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尽管《宋书·乐志》收录的《白头吟》未标明作者，但这些诗作以真挚情感打动司马相如，使他最终放弃纳妾念头。这一情节虽存争议，却成为后世文学中“痴情女子负心汉”叙事模式的经典范本。
四、文化符号：从历史真实到集体记忆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在两千余年的传承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唐代杜甫途经临邛时写下“文君酒垆空，相如归陌上”的诗句；元代关汉卿创作杂剧《升仙桥相如题柱》；明代小说《风月瑞仙亭》将其改编为白话文本；郭沫若1923年创作的话剧《卓文君》，更将其塑造为反抗封建礼教的先锋形象。
在物质层面，临邛城至今保留着文君井、当垆亭等遗址。2009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通过文君文化节、川剧《卓文君》等现代演绎，持续激活这一文化IP的生命力。据统计，文君井遗址年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成为四川历史文化旅游的重要节点。
五、历史与传说的辩证：真实底色上的浪漫想象
考古发现为这段传奇提供了实物佐证。文君井经探测确认为汉代遗存，井深约7.5米，现存当垆亭、琴台等建筑群。而《史记》《汉书》的记载则勾勒出基本历史框架：司马相如的才华与困境、卓文君的叛逆与坚韧、两人从私奔到被认可的过程，均符合西汉社会的文化逻辑。
至于纳妾风波，虽无一级文献确证，却符合汉代士大夫阶层“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这种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交织，恰恰构成了文化传承的魅力——它既需要核心事件的真实性作为根基，又依赖后世不断添加的情感细节来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