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门之变，为秦王李世民辉煌帝业走向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场皇位继承的激战中，长孙皇后与李世民默契配合，同心协力，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积极奔走，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为李世民最终赢得政变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稳定后宫，除去后顾之忧
唐朝建立之初，身为嫡长子的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按照惯例，太子建成则要留在朝廷辅佐高祖李渊处理一些日常军政要务。于是，防止边关战乱，歼灭各路诸侯，征战沙场，统一天下的重任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李世民的肩上。使得李世民经常是人不解甲，马不离鞍。
这样，对于长期带兵外出、远离京城的李世民来说，便没有了和父皇李渊后妃处好关系的机会。据《资治通鉴》记载，早在武德二年，太子建成就“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经常在底下唆使挑拨，使李世民与后宫的关系更加不和起来。再加之，在李世民与太子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李渊就一直偏袒太子，这样一来，李世民的处境就非常困难。
为了使夫君摆脱困境，长孙氏则责无旁贷的利用其特殊身份，在后宫多方活动，拉动人脉，努力改善各种关系。她“孝事高祖，恭顺嫔妃”，尽力弥补李世民在这方面的不足。为李世民缓解了与后宫的矛盾，减轻了来自李渊及后宫的压力，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
二、笼络才俊，成其大业
在后宫，长孙氏亲妃尊长，从容应对，左右逢源，为李世民的储位之争赢得主动；另一方面，她又私下为夫君密络贤士，储备人才，并和他们一起精心策划，周密部署，这点在《旧唐书·房玄龄传》里有所记载。
贞观十年（636），房玄龄因过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书太宗，极力为房玄龄说情，其中说道：“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这就足以说明长孙皇后于政变前和秦王府核心人物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运筹帷幄，为秦王制订切实可行的政变方案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三、亲力亲为，慰勉将士
长孙皇后在玄武门政变之前就清醒地认识到，李家兄弟之间的政治斗争已无法调和，只能借助武力。于是她和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力劝李世民发动政变。由于有她和一帮文臣武将的支持与鼓励，李世民才在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下定了发动政变的决心。
当李世民率其私党出发时，长孙皇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有了她的亲临和激励，群情振奋，士气更加高涨。她用一个弱女子的英雄气概，为李世民储位之争的胜利充实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长孙皇后（600-636），于仁寿元年出生于长安，北魏皇族拓跋氏之后。生父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著名外交家，平突厥之功臣。生母高氏，为北齐清河王高岳之孙，乐安王高励之女，名臣高士廉之妹。
大业九年（13岁）嫁给了唐国公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为妻，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被册封为秦王李世民妃。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发生后，被册封为太子李世民妃，同年八月李世民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贞观十年（636）病逝，享年36岁，百官上谥曰文德皇后。
长孙皇后病故后，太宗按照其遗愿，在九嵕山的山腰开凿了一洞石窟，采取“因山而葬”的方式，把皇后临时安厝进去，遂确定了昭陵的陵地和名称。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他驾崩后与皇后合葬。长孙皇后与李世民是在隋末唐初战乱之时结为夫妻的，二人历经艰难，感情深笃，特别是长孙氏深明时事的运行机制，对于成就李世民的人生功业多有裨益，功不可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