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邯郸记》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度脱剧，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汤显祖从唐代有关文献和从明代现实生活中开掘素材，加以独到创造，使《邯郸记》做到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它深刻地描写了封建社会里人性的扭曲，形式上是喜剧，实质上是悲剧。
《邯郸记》的影响，一是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二是对同类戏曲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三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了强烈反响。
汤显祖《邯郸记》问世之后，在剧坛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方面是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
对其“立言神指”，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概括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王思任这一概括十分有名，也大体符合实际。
对其艺术成就，王骥德《曲律》卷四说：“临川汤奉常之曲，当置法字无论，尽是案头异书。所作五传，《紫箫》、《紫钗》，第修藻艳，语多琐屑，不成篇章；《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然无奈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端。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纇，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
认为《紫箫》、《紫钗》辞藻秾艳而结构散漫，缺乏整体的美；《牡丹亭》有很多奇丽动人之处，可惜仍时有瑕疵；《邯郸》、《南柯》则结构紧凑，语言纯净，本色与辞采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因此是艺术成就最高的。
冯梦龙《墨憨斋定本邯郸梦总评》说：“《紫钗》、《牡丹亭》以情，《南柯》以幻，独此因情入道，即幻悟真，阅之令凡夫俗子俱有厌薄尘埃之想。‘四梦’中当推第一。”
张岱的意见则与王骥德、冯梦龙不同，他在《答袁箨庵》中说：“汤海若初作《紫钗》，尚多痕迹。及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蚁梦》、《邯郸》，比之前剧，更能脱化一番，学问较前更进，而词学较前反为逊色。盖《紫钗》则不及，而‘二梦’则太过，故总于《还魂》逊美也。”张岱此说，是针对当时传奇创作的一种倾向而提出的。
这种倾向，照张岱说来就是：“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装；兼以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热闹，不问根由；但求出奇，不顾文理。”张岱认为袁于令（箨庵）的近作《合浦珠》亦患此病，“盖郑生关目亦甚寻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电母奔走趋跄，热闹之极，反见凄凉。”
张岱并不反对“热闹”和“出奇”，只是认为“热闹”和“出奇”应当“皆是情理所有”，即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艺术效果。
张岱认为在这方面，《紫钗记》的缺点是“不及”，《邯郸》、《南柯》的缺点是“太过”，只有《牡丹亭》恰到好处，“灵奇高妙，已到极处”。可见张岱认为《邯郸记》不及《牡丹亭》。总的看来，《牡丹亭》成就肯定在《邯郸记》之上，当然二剧的特色是不同的。
第二个方面是对创作的影响。
一个例证就是苏元俊创作的《吕真人黄粱梦境记》。据郑志良先生《论苏元俊和他的〈吕真人黄粱梦境记〉》一文考证，苏氏此剧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后，受到汤显祖《邯郸记》的影响，是很自然的。
《吕真人黄粱梦境记》将身事与时事融入其中，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肆意嘲讽，大加贬挞，颇新人耳目，虽说是度脱剧，却又有时事剧的气息。这一特点，应该说也受到汤显祖《邯郸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