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记》是一部杰作。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认为戏剧的发展应当是“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汤显祖《邯郸记》已经具备“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时又将其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地融合起来了。
说汤显祖《邯郸记》已经具备“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有充分根据的。汤显祖有史识、史才，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史学家。
他在《答吕玉绳》中说：“承问，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诚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徐、高、张，陈死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复厝意。赵宋事芜不可理。近芟之，《纪》、《传》而止。《志》无可如何也。”这里的“奇僧”指的是僧真可。徐朔方先生笺：“或作于万历二十七年，时真可有临川之行。”
据此，可以大致描述《邯郸记》的创作过程：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汤显祖对嘉靖、隆庆以来的历史产生兴趣，有意进行研究。就在这一年，他向吏部告长假还乡，而真可也在这一年来访，向他表达了上述意见。
汤显祖接受了真可的意见，不再具体研究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而是超越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哲理的层面，对封建政治进行了整体的的思考，并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完成《牡丹亭》、万历二十八年（1600）完成《南柯记》之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完成了《邯郸记》。
而这一年，也就是他被吏部以“浮躁”的理由正式免职的一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汤显祖以一部《邯郸记》，也对自己十八年的坎坷仕途作了一个总结。
汤显祖写作《邯郸记》时，头脑十分清醒。要证明这一点，只要举出两个细节就足够了：
一个是，第二十五出《召还》中，为虎作伥、前倨后恭的崖州司户向卢生负荆请罪时，卢生笑道：“起来，此亦世情之常耳。”
这位司户也是黄粱梦中人，请看他的自白：“小子崖州司户，真当海外天子。长梦做个高官，忽然半夜起水。好笑，好笑，一个司户官儿，怎能巴到尚书阁老地位？”
就是这位司户，当使者迎取卢生还朝时，他却误以为迎取的是自己，又惊又喜：“我的宇文老爷，小官还不曾替你干的事，就蒙你钦取我拜相回朝，顶戴，顶戴。”并且在迎接使者时不肯下跪，说是：“天使来取司户回朝拜相，体面不跪。”这真是自作多情，想入非非了。
另一个是，第二十八出《友叹》中，卢生沉疴不起，萧嵩已向裴光庭暗送秋波：“卢老先既有此失，势必跷蹊。且喜年兄大拜在即了。”裴光庭口称“不敢”，实际上却是迫不及待，就是萧嵩，心中又何尝不想？
这说明，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沉浸于黄粱美梦者绝非一人二人，糊涂者有之，聪明者亦有之，遭人嗤笑者有之，未遭人嗤笑者亦有之，大梦难醒，而且还是“此梦绵绵无绝期”，这种人性的扭曲，形式上是喜剧，实质上是悲剧。
对于这一点，汤显祖有着超乎常人的清醒认识，所以他在《答李乃始》中说：“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这一宣言，真是意味深长，足以振聋发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