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也就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为何这种事情会在公元前770年发生呢?其实这跟当时的士人崛起有关。在先秦早期，普通百姓基本上是没有晋升做官之路的，所以一般人根本不会选择去读书，因为没有出路。但在大争之世的背景下，各国开始相互讨伐吞并，想要不被灭亡就需要能人，如果朝中没有能够担当重任的人才，那就只能向民间招纳，一时间各国的士人也就此多了起来。
一、社会政治方面：封建制度逐步瓦解，中央集权政治逐渐产生
中国的封建制度起始于周朝，周武王在灭亡了殷商之后，为了防止商朝遗民的反叛以及使自己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占有的疆士，武王便把在攻克殷商的过程中得来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自己的同族兄弟、亲戚以及在战争中立功的功臣，建立诸侯国，让他们做诸侯，辅助自己管理国家，形成了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王土”，天下所有的人民都是“王臣”的局面，自此西周的封建制度得以形成。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周天子下设诸侯，诸侯下设卿大夫，卿大夫下设士，这四个阶层下级隶属于上级，共同构成了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管理人民。又由于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天子世代相传，由嫡长子继承为天子，并同时享有土地和权力的继承权。整个西周社会等级森严，各个阶层之间不可逾越，形成了《管子》所说的“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局面。
封建制度在西周时比较稳定，但是随着各个诸侯国实力的增强，周天子和各诸侯的力量发生变化，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统治能力下降，号令发布后不能实行，到了周幽王时期，周天子已经没有了天下共主的威望。
随着周平王东迁，社会发展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周天子已经是徒有虚名了，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想要取周天子而代之，各国为了成为霸主，纷纷进行政治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促使并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到了春秋晚期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封建制度已经崩溃，世卿世禄制度也己解体，贵族和平民之间森严的等级被打破，致使一些原本不是贵族的人有机会担任职务，平民有机会进入士的行列。
此时，“尊王攘夷”的思想已经不存在，各国均将统一天下作为自己的目标，各国均想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一个国家要想称霸并实现集权，必须有出谋划策的人才，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给足智多谋、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四处游走说服君主的机会。
二、教育方面：官学下移，私学兴起
西周时期实行的封建制度，严格地遵循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社会由贵族来统治，权利、土地、财产和人民均为贵族所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学在官府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现象，接受教育是贵族所特有的权利，贵族子弟在官学中学习礼、乐、射、御、书、数，而平民子弟被排除在外。
黄绍萁认为西周“学在官府”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他在《中国教育史》中写到两个原因，一是“惟官有书，而民无书也”，即在当时的社会中，所有的典籍、书籍、礼制、乐章均由朝廷制作，为官家、贵族所有，处于被统治阶层的普通庶民没有资源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源;二是“官有其器，而民无器也”，由于古代学习的礼、乐、舞、射等内容都需要有辅助的教学工具进行教与学，这些辅助的教学工具只有官家才能拥有与提供，对于没有财产的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没有这些器具，因此平民子弟被彻底的排出了受教育群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与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西周的官学基础被动摇，王官之学逐渐解体，致使昔日在王宫任职的人不得不走出王宫流落民间，同时官方独有的文化典籍也流散在民间各地。这些曾在王官任职的人流落民间后，只好靠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谋生，通过聚众讲学的方式向人们讲授知识与技能，自此，被官府垄断的学术文化开始下移，私学逐渐兴起与繁荣。
私学的发展为平民子弟、商人等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民间出现了精通礼乐的文化人，这也为平民上升为士阶层提供了机会。
三、思想文化方面：学术思想逐渐脱离神权，百家争鸣局面形成
西周时期推崇“天命”理论，“强调王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皆来自‘天命’，即‘王权’须靠‘神权’来保证。”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周王朝失去“天下共主”的权利，礼崩乐坏，这种天命神权思想也被动摇，“重民轻神”的思想开始出现，各国均把民意看作是与国家兴亡密切相关的因素，所以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论断。
正是由于此时神权思想的淡薄，导致学术思想渐渐地脱离神权思想的领域，摆脱神权思想束缚的人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思想观念，因此也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繁荣。
由于思想的解放和私学的发展，社会上有知识和声望的人相继开始聚众讲学和著书立说，通过讲学和著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学派逐渐建立起來，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阐述建国策略和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各家之间相互批判又相互影响，在丰富学术思想的同时也为从事游说的士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游说内容。
四、主观原因：庶民渴求通过学习知识改变自身命运
依照前文的分析，西周社会等级森严，实行世卿世禄制，管理国家的权利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均为贵族所有，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这种身份和杜会地位具有固定性，并且没有上下流动的机会，学习对于平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平民对学习并不具有积极性。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官学下移，私学兴起，使得接受教育不再是贵族的特权，平民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另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君主可以直接任免官吏，为了使自己的国家能够在兼并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君主在任免官吏时更多的是考虑他们的学识、才能而不是他们的出身，这就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等级单向流动的局面，庶人获得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有才干、有能力建功立业的庶人得以进入权力阶层。因此庶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成为知识分子即士，然后凭借自己的才能入仕，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
由于各国君主需要人才帮助自己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庶人等平民阶层希望通过学习知识入仕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愿望，所以士人通过游说的方式向各国君主展示自己的才华，让各国君主了解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才能，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综上所述，官学下移、私学兴起为庶民提供了接受教育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政治的出现为身为知识分子的士人提供了进入权利阶层的机会，士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运用游说的方法向各国君主展示自己的政见和才华，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瓦解、中央集权政治产生、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均为士人进行游说活动提供了机会，促进了游说活动现象的产生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