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末期秦国的军事版图中，王龁与白起是两位极具代表性的将领。他们既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又在权力漩涡中暗自角力，共同书写了秦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篇章。
一、战场上的黄金搭档：从副将到主将的传承
王龁与白起的首次合作可追溯至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任命王龁为左庶长，率军攻打赵国上党。此时的白起虽未公开现身，但已通过“暗中换帅”的方式掌控全局——当赵括取代廉颇成为赵军主帅后，秦国立即“秘令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官副将”。这种安排既利用了王龁作为副将的执行力，又确保了白起战略思想的贯彻。
在具体战术层面，王龁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副将的职责。当赵军主动出击时，他指挥秦军佯败后撤，同时布置两支突袭部队切断赵军退路。这种“示弱诱敌+迂回包抄”的战术，与白起在伊阙之战中“先击韩军、再破魏军”的分割歼灭策略一脉相承。最终，王龁成功完成对赵军的合围，为白起实施“坑杀四十万降卒”的决战奠定基础。
长平之战后，王龁继续执行白起的战略部署。公元前260年11月，他率军夺取赵国武安和皮牢，彻底切断赵国与上党郡的联系。这种战术配合的默契程度，印证了《史记》中“王龁善用兵”的评价，也体现了秦国军中“主将定策、副将执行”的协作模式。
二、权力场中的隐形对手：功高震主与君王制衡
尽管王龁与白起在军事上配合无间，但两人截然不同的政治处境，逐渐将他们推向对立面。白起凭借伊阙之战斩首24万、鄢郢之战攻陷楚都、长平之战歼灭45万赵军的战绩，成为秦国军中“战神”般的存在。这种威望引发了秦昭襄王的深层忌惮——当白起主张乘胜攻破邯郸时，秦王却因“恐白起功高难制”而接受韩、赵割地求和。
相比之下，王龁的军事生涯始终笼罩在白起的阴影下。邯郸之战中，他先替代王陵统军围攻邯郸，却因楚、魏联军介入而败退；即便后续在汾城之战中斩首联军六千、追击至黄河溺毙两万人，这些战绩仍无法与白起的“灭国级”功勋相提并论。但正是这种“功高不及主帅”的定位，使王龁成为秦王制衡白起的理想工具。
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年），当白起拒绝领兵攻邯郸时，秦王立即剥夺其兵权，转而让王龁继续围攻。这种人事调整的深层逻辑在于：王龁既具备独立指挥能力，又不会对王权构成威胁。正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载：“白起之死，非徒杀之名，实以制其兵也。”王龁的存在，正是秦王平衡军中势力的关键棋子。
三、历史评价中的双重镜像：能力与命运的悖论
后世史家对王龁与白起的评价，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唐代武庙十哲中，白起因“料敌合变，出奇无穷”位列其中，其军事思想被《汉书·艺文志》收录为《阵图》《神妙行军法》；而王龁虽在《史记》中被赞“击败赵国、魏国”，却始终未能进入顶级名将行列。这种差距源于两人不同的军事贡献：白起创造了“歼灭战”的战争范式，而王龁更多是战术执行者。
然而，若从权力博弈的角度审视，王龁的“平庸”恰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他历经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三代君主，最终在公元前244年善终，而白起却因“功高遭忌”被赐死杜邮。这种命运的分野，印证了《资治通鉴》中“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的论断——白起的军事天才成就了他，也毁灭了他；王龁的适度妥协，则为他赢得了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