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宁宗朝（1195-1224年），朝堂暗流涌动，权臣韩侂胄专权，构陷忠良，而一批青年士子以血性之躯挺身而出，书写了士大夫“以道抗势”的壮烈篇章。其中，福州人杨宏中以“六君子之首”的称号名垂青史，其生平轨迹折射出南宋后期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士人精神的坚守。
一、少年才俊：从“杨太博”到国子生
杨宏中（1176-1228），字充甫，号僩齐，出身福建福州世家，祖籍侯官县三都澳岐（今闽侯南屿晓岐村）。他自幼聪慧，弱冠之年即补为国子生，因博学多才、政论卓著，被朝臣誉为“杨太博”，名盛一时。宋宁宗即位初期，朝局由权臣韩侂胄把控，其通过结党营私、制造谣言，于庆元元年（1195年）诬陷宰相赵汝愚“擅权植党”，致使赵汝愚被贬永州，途中遭虐待而死。这一事件引发朝野震动，而杨宏中此时虽仅为国子生，却已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敏锐。
面对赵汝愚之冤，国子祭酒李祥、博士杨简等人上书抗争，却被韩侂胄一党斥退。杨宏中目睹师长蒙冤，毅然联络同舍生林仲麟（宁德人）、徐范（侯官人）、张道（罗源人）、蒋傅（宁德人）、周端朝（永嘉人）共六人，伏阙上书宁宗。其奏疏直指韩侂胄“仇视正人，必欲空其朋类”，并警告“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此疏痛陈党争之害，引经据典，将韩侂胄之举比作东汉党锢之祸与唐代朋党之乱，甚至预言“元祐以来，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六人的奏疏在京城引发热议，百姓称快，却彻底激怒韩侂胄。
二、庆元六君子：以道抗势的悲壮抗争
韩侂胄以“不合上书论事”之罪，将六人分别编管至安徽太平州、浙江临安等地。杨宏中作为首倡者，被流放最远，时年仅20岁。此事件史称“庆元六君子案”，六人虽遭贬谪，却以“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成为南宋士林道德标杆。
在流放期间，杨宏中与同伴相互扶持，以授徒自给，转徙十七年。他们虽身处逆境，却始终坚守道义，未向权势屈服。嘉泰三年（1203年），韩侂胄阴谋败露被诛，宁宗特旨赦还六君子。杨宏中于开禧元年（1205年）登乙丑科进士，任南剑州教授，正式开启仕途。
三、仕途坎坷：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
杨宏中获赦后，仕途虽坎坷，却始终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在南剑州任上，他与太守余嵘（故相余端礼之子）相交甚笃，余嵘曾举荐其迁太学正。然而，杨宏中性格刚直，在潭州通判任上，因遇大旱紧急上疏请求赈灾，遭谏官应武以私怨弹劾，改任武冈军知军。他未赴任即卒于潭州，年仅53岁。
杨宏中的仕途虽短暂，却留下了诸多政绩。在潭州任上，他目睹百姓因旱灾流离失所，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甚至在策试士子时借题发挥，暗讽朝政弊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使其成为南宋地方官中的异类。
四、历史回响：六君子案的本质与影响
杨宏中的故事，是南宋士大夫群体在专制高压下的集体缩影。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权臣，以笔墨为剑捍卫道义，其精神跨越时空，至今仍激励着后人思考：在权力与道德的博弈中，个体该如何坚守底线？
六君子案的本质是“道统”与“政统”的冲突：韩侂胄代表权臣专制，而杨宏中等人以儒家“道义”为武器，试图维护士大夫群体的政治话语权。这种抗争虽未改变南宋衰亡的命运，却为后世树立了“以道抗势”的典范。《宋史》将杨宏中列入《忠义传》，赞其“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对其精神的最高褒奖。
五、后世铭记：精神遗产的延续
杨宏中去世后，其墓葬于文革期间被毁，2002年由后裔重修。他的故事被载入《宋史》《八闽通志》等史籍，成为研究南宋政治斗争与士人精神的重要案例。后世史家指出，六君子案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历史事件本身，更在于它揭示了士大夫阶层在专制统治下的生存策略与道德选择。
杨宏中的一生，是南宋后期政治生态的缩影。他以“六君子之首”的身份，见证了权臣专制的黑暗，也展现了士人精神的坚韧。或许，正如他在奏疏中所言：“臣虽身膏鼎镬，实所不辞。”——这，正是中国士人精神最深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