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琅琊王氏与皇权紧密交织，而周顗（字伯仁）与王敦的恩怨纠葛，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门阀政治下人性与权力的激烈碰撞。尽管二人并无血缘关联，但王敦之乱中王导的沉默、周顗的隐忍，最终酿成“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历史悲剧。
一、家族关系：同朝为官，无亲戚之名
周顗出身汝南周氏，其父周浚为西晋安东将军，母亲李络秀以联姻贵族振兴家族，生下周顗、周嵩、周谟三子。而王敦出身琅琊王氏，父亲王基官至治书侍御史，堂弟王导则是东晋开国元勋。从家族谱系看，周顗与王敦分属不同士族，既无婚姻之亲，亦无同宗之谊。
尽管如此，二人在政治舞台上却多有交集。周顗历任太子少傅、吏部尚书、左仆射，以“清正廉洁”著称，却因嗜酒被戏称为“三日仆射”；王敦则凭借军事才能，先后担任江州牧、荆州刺史，握重兵于武昌，与王导形成“一内一外”的权力格局。这种“文武分治”的模式，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
二、权力纠葛：从盟友到敌手的裂变
王敦与周顗的矛盾，本质是门阀政治内部权力分配的失衡。东晋建立初期，王导通过“睠同布衣”的姿态笼络司马睿，又以“联姻南方士族”的策略稳定政权，而王敦则以武力镇压江州刺史等反对势力，兄弟二人共同缔造“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然而，随着司马睿试图削弱王氏权力，王敦的野心逐渐膨胀。
第一次冲突：荆州刺史之争
元帝初镇江东时，周顗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但刚到任即遭建平流民傅密叛乱，被迫投奔王敦。王敦却以陶侃替代周顗，引发朝臣不满。周顗以“千斤阉牛”自喻，暗讽王敦任人唯亲；王导则以“卷角老母牛”回应，调侃周顗的迂腐。这场私人场合的玩笑，暴露出王氏兄弟对周顗的轻视。
第二次冲突：王敦之乱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直逼建康。王导为保全家族，率百余口跪于宫门前请罪。此时周顗入宫，王导低声哀求：“伯仁兄，我全家百余口全仗你美言！”周顗却沉默入宫，上奏力保王氏，归家后又写奏折二次求情。然而，王导不知内情，见周顗醉酒出宫时对自己不理不睬，顿生怨恨。
三、生死结局：沉默的代价与历史的回响
王敦攻入建康后，掌控朝政大权。他询问王导如何处置周顗：“周顗是个人才，是否给他三司之职？”王导沉默；王敦再问：“若不堪为官，当杀之！”王导依旧不语。王敦遂下令处死周顗。
王导的悔恨
王敦之乱平息后，王导整理文件时发现周顗的求情奏折，又听闻周顗曾在宫门前极力维护王氏，不禁痛哭流涕：“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句话成为千古遗憾，也揭示了门阀政治的残酷逻辑——在权力博弈中，个人情感往往被家族利益碾压。
周顗的悲剧
周顗之死，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局限的缩影。他虽清正廉洁，却未能洞察王敦的野心；他虽暗中力保王导，却因醉酒失态导致误解。正如《晋书》评价：“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周顗的悲剧折射出东晋名士在权力漩涡中的无力感。
四、历史镜鉴：权力与人性的永恒命题
周顗与王敦的故事，超越了简单的亲戚关系，成为解读东晋门阀政治的钥匙。王氏兄弟从“同心翼戴”到“兵戎相见”，暴露出权力集中导致的家族分裂；周顗的隐忍与王导的沉默，则揭示了人性在政治压力下的扭曲。
这段历史警示后人：权力场中，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当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行篡权之实时，当王导为家族生存选择沉默时，当周顗因醉酒失态酿成大祸时，历史的齿轮已悄然转向悲剧的终点。而“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忏悔，则成为对权力与人性的永恒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