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乃阳明重要教典也。阳明者，中国明代之大儒王守仁是也。文武周公，孔孟朱熹，阳明承前启后，其地位、作用若斯也。纵观中国三教九流之学，阳明乃一颗璀璨明珠，此喻决不为过也。
在三间圣殿中，孔子居中，左释迦右老子，反之亦然，此阳明之公开观点也。阳明儒学功底深厚，有能力及胆识出入佛老，不仅辨析名相而且身体力行，最后融三家于一炉，拈出“致良知”之三字以为万能钥匙，谓时时处处按良知行事，则适得其所、百发百中，真乃大明咒、无上咒也。
阳明乃罕见全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作家、诗人、书法家集于一身，继陆九渊之后集中国心学体系之大成，其成果丰硕，《全集》两大卷，然要言之，其中心思想皆在《〈大学〉问》之中也。
王阳明的思想来源构成了《大学问》的文化前提。作为宋明理学中的陆王心学一系直承先秦思孟一系发展而来，《论语》、《中庸》及《孟子》是阳明思想的重要来源。
同时，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的思想也对其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以《论语》、《中庸》、《孟子》及陆九渊等为代表的儒家心性之学构成了《大学问》的文化前提。
在阳明生活的时代，朱学虽属于正统意识形态，但已存在流弊与异化。如何解决朱学的流弊与异化，突破朱学作为异化之文对作为质的心理的束缚就成为阳明所面临的时代课题。阳明以对朱学的批判完成其时代课题，因此，朱解《大学》就成为《大学问》的直接反思对象。
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朱子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后，据二程意“补格物致知传”。
同时，把对“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的解释之前，将“诚意”部分所引诗文析离成四个部分，分别作为对“三纲领”和“本末”的解释。将“未之有也”后面的“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移置增补的格物致知前，认为“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朱子的这种改动被后人称为“移其文、补其传”。
阳明认为《大学》结构严谨，既无经传之分，也无阙文可补，“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阙传可补。”
朱子移文补传的结果是“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阳明“恐学之日远于至善”，所以“去分章而复旧本”。旧本是《大学问》诠释《大学》的潜在文本。
朱子认为“《大学》一字不胡乱下”，但却改“在亲民”中的“亲民”为“新民”，“新者，言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朱子的“新”字是“自新”之意。阳明不同意朱子的改法，认为这种改法从文义角度说与原意不符，“｀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之义。
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义。｀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具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批判朱解《大学》，实现《大学》古本的恢复并不是王阳明真正关心的问题所在，王阳明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本体的确立。
在《大学问》中，阳明关于本体的确立就在于对与万物一体之仁之心之本体的确立。阳明认识到本体作为心为一理的实在性，并进一步看到，心本身就是一个先天与后天的统一体。
因此，《大学问》中首先澄明的是心之一体之仁，此为人心之先天机能；“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为大人之学”属于后天文化范畴。
阳明认为无论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还是“间形骸而分尔我”的“小人”，其心都是“一体之仁”，此“一体之仁”是“根于天命之性”，是“自然灵昭不昧者”，所以谓之“明德”。
此处的“天命之性”是自然而然的人之为人的本性，即孟子的不忍仁之心，其心之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且其心之能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本若是”，“非意之”，是先天具有的，先验的，非后天的。
所以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见鸟兽之哀鸣觳觫，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之摧折，必有悯恤之心；见瓦石之毁坏，必有顾惜之心。但无论是“大人”还是“小人”，一旦“动于欲、蔽于私”，则“一体之仁亡矣”。
所以后天努力的目的即是要“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
这就是“大人之学”，即《大学》的宗旨所在。阳明通过与万物一体之仁之心的澄明确立其心学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