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的传记文学有238篇，约占其文集的一半以上。其中以“传”标名的就有15篇，而且他的众多墓志、碑文中，应酬之作少，多为有感而作，寄寓了传记作家的理想和人格。总起来看，方苞的传记文学具有以下特点：
讲究“义法”，文风雅洁
方苞主张传记文学要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做到思想性与表现手法的统一。从“义”的角度分析，方苞的《望溪文集》表现了太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伦理，这是不足取的，但他的传记文学中也有着较强的民族情绪，其中重名节，体恤民情，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田间先生墓表》塑造了一位当众“溲溺”阉党御史某的狂狷之士田间先生；《石斋黄公逸事》则对传主黄道周的守礼不乱于色的人品和从容殉国以成仁的精神给予深深的礼赞。
从“法”的角度分析，方苞的传记文学呈现出精致“雅洁”的美学风格。这是与方苞的文学主张相一致的，他在文章中多次强调传记文的“雅洁”之美：“子厚以洁称太史，非独辞无芜累也，明于义法，而所载之事不杂，故其气体为最洁也。”这里的所谓“明于义法”，就是要明确的抓住创作特征，以凝练简洁之笔，用典型事例来刻画人物性格并表现主旨。如《陈驭虚墓志铭》，塑造了一位性豪宕、喜声色而嘲权贵、恤百姓的医生形象。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法，增加了作品的对话性。四个精心选择的事件：治病、抗诊、拒官、求死，层层展开，环环紧扣，文约而旨丰。
以文运事，形象生动
以文运事是指注重传主的形象塑造，这是我国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钱钟书先生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然而这种“踵事生华”的传记创作方法，随着文史分家以及诸多原因所致，却渐渐被忽略了。难能可贵的是，方苞在他的传记文学创作中，较恰切地承继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官文化传统。以《左忠毅公逸事》为例略作说明：
在方苞撰写《左忠毅公逸事》前，以左光斗为传主的传记已有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戴名世的《左忠毅公传》等。他们叙写的“史可法入狱访师”一段，情节大致相同，亲身入狱见左光斗的史可法本人记为：逆琐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视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口；“尔胡为乎来哉?”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变化为：“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到了戴名世的笔下，则为：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日：“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难，殉胫胫之小节，而樱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
方苞叙写此事时，更是深受司马迁影响，“踵事生华”，写得奕奕有生气：
“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屡，背筐，手长铲，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岀。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正是由于方苞运用了“踵事生华”的笔法，远承了中国传记的美学渊源，使得左光斗的形象进入了中国传记文学史的名家画廊。
不拘文本，有感而作
方苞的墓志碑铭多能够不拘文本，有感而作，表现了强烈的主体色彩，例如《亡妻蔡氏哀辞》《陈驭虚墓志铭》《弟椒涂墓志铭》等都是如此。
《弟椒涂墓志铭》善于以家常琐事来抒发感情，传中写道：
“自迁金陵，弟与兄并女兄弟数人皆疮痛，数岁不廖，而贫无衣。有坏木委西阶下，每冬日，候曦光过檐下，辄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渐移就喧至东墙下，日西夕，牵连入室，意常惨然。兄赴芜湖之后，家益困，旬月中，屡不再食。或得果饵，弟托言不嗜，必使余啖之。时家无僮仆，特室在竹圃西，偏远于内，余与弟读书其中，每薄暮，风声萧然，则顾影白恐，按时弟必来视余。”
这里，方苞选取了他与小弟生前在一起生活的情景：逐日就喧，以果啖兄，陪坐特室等。初看起来这些情节微不足道，实则表现出作者对手足之情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