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乱世中，糜芳作为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追随其长达二十四年，却在刘备事业巅峰之际选择背叛，转投东吴。这一决策看似突兀，实则是多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从家族地位的边缘化、关羽的轻慢打压，到战场局势的失控，糜芳的叛变是个人利益与集团矛盾激化的典型案例。
一、家族地位的边缘化：从“原始股东”到“闲置图腾”
糜氏家族在刘备创业初期堪称“天使投资人”。徐州时期，糜竺、糜芳兄弟倾尽“亿万家财”资助刘备，不仅提供两千奴仆和大量军资，更将妹妹糜夫人嫁给刘备，形成政治联姻。刘备入主益州后，糜竺被拜为安汉将军，地位高于诸葛亮，看似尊荣至极。然而，这种表面风光背后是实质性的权力架空——糜竺“不擅谋略”，从未参与核心决策；糜芳虽为武将，史料中却无任何显赫战绩。
随着蜀汉集团扩张，荆州派（如诸葛亮、关羽）、益州派（如法正、李严）等新势力崛起，糜氏兄弟的才能已跟不上集团需求。糜芳作为南郡太守，长期困守地方，而同僚黄忠、魏延等新贵却因战功跃居要职。这种“原始股东”被边缘化的现实，让糜芳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更致命的是，糜夫人去世后，糜氏与刘备的姻亲关系逐渐淡化，而吴懿、吴班兄弟因与刘备联姻迅速平步青云，进一步加剧了糜芳的失衡感。
二、关羽的轻慢与高压：人格羞辱下的心理崩溃
关羽对糜芳的打压，是压垮其忠诚的直接导火索。作为荆州最高军事长官，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尤其看不起出身豪强的糜芳。这种轻慢体现在多个层面：
日常羞辱：关羽常以“虎女岂配犬子”的傲慢态度对待同僚，对糜芳这类“官宦世家”出身者更是刻意贬低。糜芳虽为南郡太守，却长期遭受关羽的公开蔑视，甚至在军中会议上被当众斥责。
军事高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襄樊之战中，关羽命令糜芳供应数万大军粮草，但荆州存粮早被调往汉中战场，新降的三万曹军俘虏更消耗殆尽。关羽却下达死命令：“还当治之”，办不到就秋后算账。这种将战略失误转嫁为守城军令的做法，让糜芳陷入绝境。
防御体系崩溃：关羽为北伐抽调荆州精兵，仅留老弱守城，却命糜芳以空城对抗吕蒙大军。当烽火台被拔除后，南郡已成“裸城”，糜芳手中无粮、城中无兵、外无援军，即便死守也不过是城破人亡。
三、战场局势的失控：恐惧驱动下的生存选择
糜芳的叛变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对战场局势的理性判断。建安二十四年冬，吕蒙白衣渡江，迅速拔除荆州烽燧，切断关羽退路。此时糜芳面临三重困境：
物资危机：南郡城内失火导致军械被毁，而关羽催粮的死命令已让糜芳背负“延误军机”的罪名。若关羽回师，糜芳必因“通敌”或“失职”被处决。
孤立无援：傅士仁已投降东吴，荆州将士家眷均在江陵，士气崩溃。糜芳若死守，不仅无法等到援军，还会连累家族。
东吴的诱惑：孙权通过虞翻等降将传递橄榄枝，承诺保全糜芳性命与家族利益。对糜芳而言，投降是唯一能避免“城破身死、家族覆灭”的出路。
四、历史评价的再审视：理想主义者的现实困境
糜芳的叛变，本质是理想主义者在权力游戏中的现实妥协。他早年散尽家财追随刘备，是相信“情义能战胜乱世”；但当刘备集团从创业期进入权力巩固期，糜氏兄弟的才能已无法适应新需求。关羽的傲慢与军事高压，则彻底摧毁了糜芳的忠诚底线。
后世史家常以“贪生怕死”批判糜芳，却忽视其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在蜀汉集团中，糜芳既无法通过军功晋升，又因家族边缘化失去政治话语权；在东吴阵营中，他虽被鄙视为“卖主之徒”，却至少能保全性命。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折射出乱世中小人物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