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帝王谱系中，兄弟相残的惨剧屡见不鲜：秦二世胡亥赐死扶苏，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弑兄，隋炀帝杨广鸩杀兄长杨勇……然而，在诸多“同室操戈”的案例中，雍正帝却因“九子夺嫡”后的铁腕手段，成为被后世抹黑最甚的皇帝之一。这种反差背后，既与清朝特殊的政治生态相关，也折射出权力斗争中人性与制度的激烈碰撞。
一、历史污名化：雍正的“四大罪状”从何而来？
（一）篡位谣言：满汉矛盾下的集体想象
雍正继位后，民间迅速流传其“篡改遗诏”的说法，称康熙本意传位十四子胤禵，被雍正与隆科多篡改为“传位于四子”。这一谣言的传播，实则是满汉矛盾的投射。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始终面临汉人士大夫的隐性抵制。雍正即位后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打破士绅免税特权，直接触动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1724年河南生员因反对该政策集体罢考，浙江地主组织民众抗议“摊丁入亩”，这些事件加剧了士绅阶层对雍正的仇恨，篡位谣言成为他们否定其合法性的工具。
（二）兄弟迫害：权力清洗的戏剧化演绎
雍正对政敌的打击被刻意渲染为“灭门式清算”。八阿哥胤禩被削爵圈禁，九阿哥胤禟死于狱中，十四阿哥胤禵被软禁景陵。尽管正史记载这些处置多因政治叛乱（如胤禩结党营私、胤禟私通外敌），但野史将之简化为“雍正杀兄弟”。这种简化背后，是满洲贵族内部派系斗争的延续。雍正通过削弱旗主对旗兵的掌控权、将部分旗人迁往东北开荒等措施，打破了八旗的独立势力，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便以“残害手足”的罪名反扑。
（三）文字狱与思想控制：文人的集体反击
雍正大兴文字狱，将汪景祺、查嗣庭等人以“趋奉谄附”罪名诛杀，吕留良案更是牵连数百人。这些举措被士大夫阶层视为对文化尊严的践踏。1728年曾静案中，雍正虽撰写《大义觉迷录》自辩，但书中对“华夷之辩”的回应反而暴露了满汉文化冲突的痛点。文人群体通过小说、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将雍正塑造为“暴君”典型，例如《雍正剑侠图》等作品，进一步固化了其负面形象。
二、制度缺陷：皇位继承混乱的必然产物
（一）九子夺嫡：康熙晚年的权力真空
康熙帝两次废立太子，导致储位长期空悬，九位成年皇子（大阿哥胤禔、二阿哥胤礽、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誐、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禵）展开激烈争夺。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党争，暴露了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漏洞。雍正即位后虽创立“秘密立储制”，但此前混乱已造成皇子集团间的深刻仇恨。八爷党成员（如胤禩、胤禟）在夺嫡失败后仍试图反扑，雍正的打击实为对潜在威胁的预防性清除。
（二）旗人特权：满洲贵族的反弹
清朝以八旗制度为核心，旗人享有俸禄、土地和司法特权。雍正继位后，严查旗人非法圈地、贪污腐败，削减闲散旗人俸禄，甚至将部分旗人迁往东北开荒。这些政策打破了旗人“不事生产”的寄生状态，引发满洲贵族的强烈不满。贝勒苏努家族（雍正堂兄）因虔信天主教拒绝退教，其全家被雍正惩处，此类事件被旗人视为对“满洲根本”的背叛，进一步加剧了抹黑行动。
三、对比其他帝王：雍正为何“独黑”？
（一）胡亥、杨广：短命王朝的快速遗忘
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因暴政导致帝国速亡，其罪行随朝代覆灭被快速定性，后世缺乏持续抹黑的动力。而雍正统治的清朝延续268年，其政策影响深远，反对者有更长时间和空间进行舆论攻击。
（二）李世民：功业掩盖污点的“成功者”
唐太宗李世民虽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但其开创的“贞观之治”掩盖了兄弟相残的污点。雍正的改革（如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虽缓解了财政危机，但未立即转化为社会红利，反而因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引发持续抵制。
（三）曹丕：文学形象弱化政治残酷
曹丕与曹植的“七步诗”故事，通过文学想象弱化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而雍正的对手（如八爷党）多为政治实权派，其失败直接导致集团覆灭，这种“成王败寇”的结局更易引发同情与联想。
四、历史反思：权力斗争中的“暴君”叙事
雍正的“黑化”本质是权力斗争的舆论战产物。其推行的新政（如改土归流、废除贱籍）虽促进社会流动，但短期内加剧了阶层矛盾；其整顿吏治、追缴亏空的手段虽缓解财政危机，却得罪了整个官僚体系。当这些政策通过军机处、密折制度等强化皇权的工具推行时，反对者无法在制度层面抗衡，只能通过“篡位”“弑兄”等道德指控进行反击。
正如《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的自辩：“朕之立，实天授人归。”这场持续三百年的抹黑运动，恰恰印证了权力更迭中“胜者书写历史，败者制造传说”的永恒规律。雍正的悲剧不在于其手段的残酷，而在于他试图以改革打破利益固化时，触动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