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惠帝刘盈作为西汉第二位皇帝，其短暂的一生笼罩在母亲吕后的阴影之下，而关于他儿子的数量与命运，更成为后世史家争论的焦点。根据《史记》《汉书》等正史记载，结合出土文献与学术考证，刘盈共有六子，但他们的命运无一例外地被卷入皇权斗争的漩涡，最终全部死于非命。这一悲剧不仅揭示了西汉初期政治的残酷性，更折射出皇位继承制度背后的权力逻辑。
一、六子之名：史书记载与身份之谜
刘盈的六个儿子分别为：前少帝刘恭、淮阳王刘强、常山王刘不疑、后少帝刘弘（原名刘山）、轵侯刘朝、壶关侯刘武（后改封淮阳王）。这一名单在《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高后纪》中均有明确记载，但关于他们的生母，史书却集体失语。现代学者推测，这些孩子可能均为刘盈与宫女所生，而非皇后张嫣。张嫣是刘盈的外甥女（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之女），这段有悖人伦的婚姻导致刘盈始终拒绝与张嫣同房，吕后遂将刘盈与宫女之子谎称为张嫣所生，以巩固外戚势力。
这种“借腹生子”的操作在刘恭身上得到印证。刘恭生母被吕后鸩杀，其身份被伪造为张嫣之子。前188年刘盈驾崩后，年仅数岁的刘恭被立为帝（前少帝），但当他得知生母被害的真相后，口出“长大后复仇”之言，遂被吕后幽禁至死。这一事件暴露了吕后对皇位继承的绝对控制，也预示了刘盈其他子嗣的悲惨结局。
二、权力真空：吕后时代的傀儡皇帝
刘盈去世时年仅23岁，其六子均年幼无知。吕后通过临朝称制掌握实权，先后立刘恭、刘弘为帝（后少帝），但二人不过是吕后操控的傀儡。刘弘的命运更具代表性：他原为襄城侯，前184年因刘恭被废而继位，娶吕禄之女为皇后，完全成为吕氏家族的政治工具。前180年吕后去世后，周勃、陈平等功臣集团发动“诛吕政变”，以“刘弘非刘盈亲生”为由将其废黜，随后连夜将其与三个弟弟（刘朝、刘武、另一子刘太）斩杀于府邸。这一指控虽缺乏实证，却成为功臣集团否定刘盈一脉合法性、迎立代王刘恒（汉文帝）的政治借口。
淮阳王刘强与常山王刘不疑的死亡则更为蹊跷。二人分别于前187年、前186年被封王，但均在一年内离奇去世，死因不明。有学者推测，他们的早逝可能与吕后清除潜在威胁有关——作为刘盈仅存的年长子嗣，他们的存在可能对吕后的权力构成潜在挑战。
三、血色清算：功臣集团的权力博弈
刘盈六子的覆灭，本质上是西汉初期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吕后去世后，功臣集团与刘氏宗亲联合铲除吕氏势力，但如何处理刘盈的子嗣成为难题。若承认其继承权，则吕后势力可能借尸还魂；若彻底否定，则需找到合法替代者。最终，功臣集团选择代王刘恒，理由有三：
血缘合法性：刘恒是刘邦第四子，且为在世最年长者，符合“兄终弟及”的宗法原则；
政治安全性：刘恒母族薄氏势力薄弱，其本人以“宽厚”著称，便于功臣集团控制；
地缘优势：刘恒封地代国远离政治中心，未参与诛吕政变，减少了权力交接的阻力。
相比之下，刘盈的六子因“吕后血脉”成为政治污点。功臣集团宣称他们“非刘氏亲生”，实则通过否定血缘来摧毁其继承权。这种指控虽荒诞，却有效掩盖了权力争夺的残酷本质——在绝对权力面前，亲情与伦理不过是可被利用的工具。
四、历史回响：皇位继承的残酷法则
刘盈六子的悲剧，揭示了中国古代皇权继承的三大法则：
血脉脆弱性：即使贵为皇子，若缺乏实力支撑，仍可能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品；
合法性重构：新政权常通过否定旧统治者的合法性来巩固自身地位，如功臣集团对刘盈子嗣的“非亲生”指控；
权力平衡术：迎立弱主（如刘恒）是功臣集团维持自身利益的策略，这种平衡往往以牺牲皇室血脉为代价。
汉文帝刘恒的登基，看似是功臣集团的“最优选择”，实则开启了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但这一繁荣背后，是刘盈六子冰冷的尸骨与未央宫深处未干的血痕。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在此尽显无遗：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亲缘、伦理甚至生命，都不过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