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延续276年的明王朝轰然倒塌。这场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绝非单一因素催生的偶然事件，而是天灾、人祸与制度性崩溃共同作用的历史必然。
一、小冰期：气候危机下的生存绝境
17世纪正值全球性气候异常期，中国遭遇“明清小冰期”最严酷阶段。据《明史·五行志》记载，自万历年间起，北方旱灾频率陡增，崇祯元年（1628年）至十四年（1641年），陕西竟发生大规模旱灾11次，部分地区“赤地千里，草木皆尽”。气候剧变直接导致农业减产，陕北米脂县亩产从正常年份的2石锐减至0.3石，而明末“三饷”加派使每亩赋税高达0.8石，农民“收获不能偿种”。
更致命的是生态链崩溃。旱灾引发鼠疫，崇祯六年（1633年）鼠疫从山西蔓延至京畿，造成“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的惨状。李自成起义军中流传的“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民谣，实则是灾民对生存的最后挣扎。
二、财政黑洞：三饷加派与制度性掠夺
明末财政危机源于万历三大征的军事透支，更因制度性腐败而无法自拔。为应对辽东战事，朝廷推出“辽饷”“剿饷”“练饷”三项临时税赋，合计每亩加征0.03两白银。看似微小的数字，在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下，实际负担暴增数倍。陕北农民需将全年产出的70%用于缴税，剩余粮食甚至不足以支撑至次年麦收。
更荒诞的是制度性掠夺。崇祯八年（1635年），朝廷为筹措军饷，竟允许地方官员“预征”未来五年赋税，导致“今日完粮，明日又派”。李自成在米脂县担任驿卒时，亲历驿站系统因财政崩溃被裁撤，失业驿卒瞬间沦为流民，这种个人遭遇恰是制度崩坏的缩影。
三、军事溃败：卫所制瓦解与流民武装化
明初建立的卫所军制，本为“寓兵于农”的典范，至明末已彻底腐化。卫所军官侵吞军屯土地，将士兵变为私家农奴，导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萨尔浒之战后，明军精锐损失殆尽，朝廷不得不依赖“募兵制”组建新军，但军饷拖欠成为常态。崇祯三年（1630年），甘肃总兵杨肇基因欠饷引发兵变，士兵“挟弓矢、持刀杖”，这种军事暴动与农民起义形成共振。
李自成起义军的壮大，正是利用了军事体制的溃败。其部队采用“闯营”模式，将流民武装与溃兵结合，创造出“均田免粮”的政治口号。这种军事-政治复合体，在传统王朝周期律中，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力量。
四、政治失能：党争漩涡与赈灾失灵
崇祯朝的政治生态，在“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中陷入瘫痪。当1630年代华北遭遇大旱时，朝廷本可效仿万历年间“蠲免钱粮”的救灾政策，但户部尚书毕自严却因党争牵连，无法有效统筹赈灾。地方官员为自保，竞相隐匿灾情，导致“上报者十不及三”。
李自成起义初期，曾接受朝廷招安，担任“闯将”参与镇压其他起义军。但崇祯八年（1635年）荥阳大会后，起义军形成“十三家七十二营”联盟，这种“以招安反招安”的策略，暴露出明王朝对基层控制的彻底失效。
五、思想动员：均田幻梦与末世预言
李自成起义军的成功，在于将经济诉求转化为意识形态。其“均田免粮”口号，虽未真正实现土地再分配，却成功唤醒农民对《天朝田亩制度》的朦胧记忆。更值得关注的是，起义军利用民间秘密宗教网络，将自身塑造为“弥勒降世”的救世主。李岩为李自成编造的“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谶语，与明初“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形成历史回响。
这种思想动员在知识分子层面产生共鸣。李自成幕僚中有举人出身的牛金星、宋献策，他们为起义注入“天命转移”的合法性叙事。当1644年大顺军攻入北京时，城内竟流传“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足见意识形态渗透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