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临终前未除掉武则天，这一决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从权力格局的深层变动到个人情感的复杂纠葛，从对历史经验的误判到对现实局势的妥协，李治的选择既体现了帝王的权谋智慧，也暴露了封建政治的脆弱性。这场未发生的“血色清算”，最终为武则天称帝埋下伏笔，也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一、权力格局：武则天已成朝廷“隐形支柱”
到李治晚年，武则天已通过三十余年的政治经营，构建起一张覆盖朝堂的权力网络。她以“二圣临朝”身份参与决策，提拔李义府、许敬宗等寒门官员，逐步削弱关陇贵族对朝政的垄断。麟德元年（664年），李治曾试图联合宰相上官仪废后，但武则天当庭质问李治，迫使后者将责任推给上官仪，最终导致上官仪被灭族。此事件标志着武则天彻底掌控了宫廷与朝堂的双重话语权。
至永淳二年（683年）李治病重时，武则天已形成三大权力优势：其一，她通过科举制提拔的寒门官员占据六部要职，形成忠于皇后的政治集团；其二，她以“天后”身份代行朝政，实际掌控了军国大事的决策权；其三，她通过联姻策略将武家与李唐宗室捆绑，如将女儿太平公主嫁给薛绍，削弱了外戚干政的阻力。此时若强行清除武则天，必然引发寒门官员与关陇贵族的激烈内斗，甚至导致朝廷崩溃。
二、现实考量：成年太子与“高龄太后”的权力平衡
与汉武帝“立子杀母”的背景不同，李治临终时面临的局势存在本质差异。其子李显已27岁，且育有多个成年儿子，完全具备亲政能力。而武则天当时年满60岁，在古代医疗条件下已属高龄。李治可能认为，即便武则天试图垂帘听政，也难以长期掌控朝局。这种判断基于两个历史参照：一是北魏胡太后专权导致“河阴之变”，但胡太后掌权时北魏幼主频立；二是西汉吕后称制，但吕后去世后吕氏集团迅速被剿灭。李治或许预期，武则天最多能像北周冯太后那样“临朝称制十余年”，最终政权仍将平稳回归李唐皇室。
此外，李治对儿子们的执政能力缺乏信心。李显性格软弱，在担任太子期间就因“卖官鬻爵”引发朝臣非议；李旦则长期被幽禁，缺乏政治历练。相比之下，武则天展现出的政治才能远超诸子——她主导修订《唐律疏议》，完善科举制度，甚至亲自指挥军队平定突厥叛乱。这种“母强子弱”的局面，使李治不得不将武则天视为维持朝局稳定的“压舱石”。
三、情感羁绊：三十年夫妻的复杂情结
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远超普通君臣。从感业寺重逢到“二圣临朝”，两人共同经历了废王立武、打击门阀、应对吐蕃入侵等重大事件。武则天不仅是李治的政治盟友，更是其精神支柱。李治晚年患严重风疾，双目近乎失明，朝政几乎全由武则天处理。史载“帝自临朝，天后垂帘于后，政事皆与天后参决”，这种深度绑定使李治对武则天产生强烈依赖。
同时，武则天刻意塑造的“贤后”形象也缓和了矛盾。她主动将武氏族人外放地方，避免外戚坐大；在李治面前始终保持恭顺姿态，甚至在李显犯错时主动为其求情。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使李治始终难以下定决心彻底清除她。即便在麟德元年的废后风波后，李治仍与武则天共同生育了李旦和太平公主，足见两人情感纽带之深。
四、历史误判：未预见女皇称帝的“黑天鹅事件”
李治决策的核心盲区，在于完全低估了武则天的寿命与野心。他或许设想武则天会像北周冯太后那样，在临朝称制后主动还政于李唐皇室。但历史出现了戏剧性转折：武则天不仅活到82岁高龄，更在李治去世后逐步清除李唐宗室，最终于天授元年（690年）建立武周王朝。这种超长寿命与极端野心，在古代女性统治者中绝无仅有。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李治未能意识到武则天已突破传统太后干政的框架。她通过创立武举、扩大殿试、重用酷吏等手段，构建起一套独立于李唐皇室的权力体系。当李显试图反抗时，武则天能迅速调动北门学士、内侍省等机构将其废黜。这种制度性创新，使武则天得以突破“太后—皇帝”的权力传递模式，最终实现女皇称帝的历史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