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算不上颠沛流离，毕竟，他一直都是官身，是名士，相比较早他一些的前辈柳三变，在那个文人以做官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时代里，苏轼并不算坎坷。“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眼前所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便是苏轼。
“欧文如潮，苏文如海”。这是后世对欧阳修和苏轼这对师徒的夸赞，欧阳修和苏轼都是北宋文坛前后期的领袖人物，两个人的性格大概也差不了多少，都属于那种说话比较直，政治节操满满的敢言直谏之臣，然而两个人在政治上的成绩却相差甚远。
老师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往下也做过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而苏轼的仕途缺坎坷得多，屡屡因政见不一直言被贬，屡屡被贬却又屡屡发声，而随着被贬的政令游遍了宋朝的千山万水，而他又没有被官场生活的不如意打到，反而因为乐观和豁达在文学和艺术上开垦了更广阔的天地。
在笔者看来，有一首词最能代表苏轼对待人生逆境的态度，即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所做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种身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豁达胸怀，是苏轼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胸中有朝堂上的家国大事，也有乡野间的民生疾苦。正是这样的气节和正气，让他屡遭贬谪，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苏轼一生做过杭州、徐州、湖州、密州、扬州、颍州、登州知州以及杭州通判，有的是自请外放，在一定程度上也算自请贬谪。
每到一个地方任上，苏轼要么兴建民生工程、要么改风易俗，要么维持社会秩序，要么就是发展经济，总而言之，苏轼的人生并非只是为了追求成为权力中枢顶端的那几个人，也不是孜孜以求非要成为主导国家走向的执政，他做官，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会全心全意去做，并不会因为仕途上的失意而心灰意冷，尸位素餐。
陶渊明其实也有着一颗做官治世的心，只是这种“宏图大志”与他性格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总是容易发生矛盾。东晋末年正是门阀政治进入高潮的时代，虽然起初陶渊明的家境不算太坏，但八岁父亲去世后家境没落，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他自己写诗说：“弱年逢家乏”。下品无寒士，这注定了陶渊明的仕途之路起点很低。
陶渊明的性格爱静，不同流俗。但作为一个读书人，总是要给自己谋一条生路，于是二十岁的时候，他开始了游宦生涯，至于他人生这个阶段在哪些地方做了那些低级官吏，现在已经不可考，但从他《饮酒》一诗中可看出来，他不太愿意做一个小吏，往往做的时间也不长，只想宅在家里闲居。
当然，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也出来做过官，隆安二年，加入了桓玄的幕府，没多久母亲去世回家丁忧，丁忧期满后，陶渊明已经四十岁了，他依然想出来做事，这时候桓玄已经造反了，于是出任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对的，就是那个南朝宋的开国之君刘寄奴。
不知道是不是在刘裕那里做得不开心，又或者是与其政见不合，做了大概一年都没有，就又跑到建威将军刘静璇那里做参军，五个月没到，去彭泽做了县令，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之后就归隐田园，再没有出来做官了。
陶渊明跟苏轼一样，其实都有一颗济世安民的心，只是苏轼所处的时代，起码国家统一，大的叛乱是没有的，朝堂党争虽然激烈，但并不会因为政治斗争丢掉性命，或失去彻底的自由。
而陶渊明所在的东晋，朝纲崩坏，前有桓玄专权乃至谋反，后又有刘裕乱中而起，天下纷乱不止，北方还有北魏的威胁，这样的局面，对于本身割舍不下田园生活的陶渊明来说，是不怎么能够对付得了的。抑或他对政治上的波谲云诡，官场上的人心恐怖为之厌倦，最终选择了回归山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