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是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他与袁家关系最为密切，1950年代末“洪宪太子”袁克定就是在他家去世的，后事也是由他一手料理。有人说张伯驹一生的职业就是“玩儿”，但他却玩儿出了大名堂、大学问。
他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戏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成就不俗，旧小说里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来形容才子，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1956年，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将其一生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黄庭坚《诸上座帖》等价值连城的珍贵书画无偿捐献给国家。
晚年后，张伯驹担任过中央文史馆馆员、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许多社会职务，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平静离世，终年84岁。
关于“民国四公子”，能见到的最“权威”文字当属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然而，很多人认为张伯驹并非四公子之一。
首先，张伯驹的养父张镇芳虽任过河南都督，但其早在民国初年即被免职。后来他参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并因此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因此他的养子不可能被人们视为带有褒义的“民国四公子”之一。
其二，张伯驹1929年才来到北京，在此之前不要说上海不知道他，就是北京人也罕闻其名。而此时北洋政府早已垮台，“民国四公子”的称谓更是流传了许多年。
事实上，张伯驹的真正出名，是1937年正月他40岁生日大办堂会之后，那次他撒出大把票子请来余叔岩和杨小楼在《失空斩》中给自己当配角，出了票戏第一的风头，此后才为上海戏迷所知晓。
其三，张伯驹到北京之时张学良刚开始统治东北，正在忙于收回中东铁路，不知有什么理由能把他和这位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连在一起？再者，他抵京之时袁克文居于天津，且病入膏肓不久即离世，所以活人和故人共享“民国四公子”之名有点不伦不类。
张伯驹之“四公子”说不可靠之处还有三。
张氏其一说不太靠谱的是：他与卢小嘉一北一南素无瓜葛，惟一牵强相似的是张氏爱票戏，卢氏曾爱上过一个唱戏的坤角，想来上海人不会糊涂得因为这一点点“戏”缘就把他们俩硬拉在一起，往“公子”的名份上靠。
张氏其二说不太靠谱的是：他到北京之时张孝若正在南通担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他们之间根本没有相通之处。且待张伯驹出名之时张孝若已经身故两年，袁克文也早已离世，张学良正在忙于“西安事变”善后，谁又会在如此国难之时攒出一个“四公子”的概念，而且还有两位故世之人？
张氏其三说是最不靠谱的：以红豆馆主的年龄，比之张学良大30岁，就是比起袁克文也大了18岁，实际上他与卢筱嘉的父亲卢永祥是同龄人。按中国文化传统，这么一个足以为父辈的清室皇亲怎么可能同那些比自己小得多的属臣之子相提并论？何况张伯驹出名之时红豆馆主已经年近古稀，谓之“公子”则显得滑稽。
所以说，名人之言不一定权威，对于查不到头绪的历史说法一定要反复推敲比较才是。
“民国四公子”之说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是公认的史实，他们中应该不含红豆馆主溥侗不含袁克文更没有张伯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