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开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剋天下矣。”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壹”民于农战的目的，商鞅除了推行极端功利的重农、战的措施之外，还要加强思想上的控制，统一全民的价值观以服务于发展农战。
也就是说除了“壹”于农战的价值观念以外，其他的价值取向都被看作是秦国通往强国之路上的绊脚石。这就是《商君书》中提出的“壹教”的原因。法家认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因此，法家将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儒家伦理道德观称为“六虱”，即法家将儒家提倡的礼乐制度、诗经和书经、善良和孝悌、诚信和贞廉、仁和义、反对攻战和耻于战争视为侵蚀国家的虱虫，故法家基于“壹”的观念认为“守十者乱。守壹者治”，唯有“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
《商君书农战》甚至指出“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所以，为了极力促使“壹”民于战，商鞅主张“燔诗书以明法令”，将全民的价值观念统一于以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思想下。商鞅通过采取极端的措施使“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
然而，这一做法也为秦统一后采取“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埋下了伏笔。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时正值战国中期，其时秦国尚弱，所以商鞅变法的首要目的是强国，通过实行重农、重战的治国方针为秦国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壮大军事力量。而到了战国末期，在全国统一的历史趋势渐己形成的条件下，秦国已经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实力和条件。
正如李斯所言：“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所以此时秦国的治国要求已经不再是强国，而是在富强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以及在统一全国后将采取何种政策治理国家。众所周知，韩非的法治思想则是与商鞅一脉相承的，且韩非对于商鞅的法治思想和变法措施十分推崇，如《韩非子奸劫弑臣》曰：“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
如前所述，商鞅的变法精髓是“壹”的观念，因而韩非的法治思想中自然也吸收了“壹”的观念，并加以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