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这一贯穿中国中古史的特权阶层，以“累世公卿”的家族传承和“上品无寒门”的政治垄断著称。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春秋至魏晋数百年间，经济、政治、文化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
一、春秋战国：士阶层的崛起与土地结合
士族的源头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士”阶层。随着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本依附于贵族的“士”开始流动化。他们或为知识分子（如儒家、法家），或为武士、谋士，甚至“鸡鸣狗盗之徒”，通过才能跻身社会上层。战国时期，列国争霸催生“养士之风”，商鞅、吴起等士人凭借军功获得爵位与封地，成为新兴的“军功地主”。例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后被封于商邑，其家族通过土地占有与政治权力结合，初步具备士族特征。
这一时期，士人与土地的绑定成为关键转折。军功地主通过封地积累财富，进而投资教育，培养后代入仕，形成“政治权力—土地—文化教育”的闭环。这种模式为后世士族的经济基础与文化传承奠定了雏形。
二、两汉：豪强地主的转型与察举制的催化
西汉初期，军功地主与王族、商人共同构成地主阶级。但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与察举制后，地方豪强通过控制人才选拔，加速向士族转型。察举制以“孝廉”“秀才”为科目，而豪强在地方拥有庞大庄园与依附民，其家族成员极易被推举为官。例如，东汉弘农杨氏世传《尚书》，四世三公；汝南袁氏世传《易》，四代五人居三公之位，形成“经学世家—政治特权”的垄断链条。
经济上，豪强通过土地兼并构建庄园经济，拥有大量部曲（私人武装）与荫附民（依附农民）。东汉末年，南阳豪强甚至能抵御朝廷“度田”政策，足见其经济独立性。文化上，豪强兴办私学，邀请名师大儒教育子弟，形成“家学”传统。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使豪强逐渐脱离普通地主范畴，向士族演进。
三、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门阀政治的固化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与黄巾起义，为士族全面掌权提供契机。曹操虽试图“唯才是举”，但其子曹丕为篡汉，不得不接受陈群提议的“九品中正制”。该制度以家世、德行、才能为标准评品定级，但中正官多由高门子弟担任，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例如，西晋时期，琅琊王氏、颍川荀氏等家族通过九品中正制垄断三品以上高官，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
经济上，西晋推行“占田制”与“荫客制”，允许士族按品级占有土地与免除赋税的佃户。琅琊王氏占田可达50顷，荫客30户，远超普通地主。社会层面，士族严格实行“身分内婚制”，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以血缘与文化构建封闭的特权阶层。东晋时期，侨姓士族（如琅琊王氏）与吴姓士族（如吴郡顾氏）共同支配江南政权，形成“门阀政治”的巅峰。
四、深层动因：皇权与士族的博弈与共生
士族的形成，本质是皇权与地方势力博弈的结果。西汉初期，皇权通过“推恩令”“独尊儒术”削弱诸侯与豪强；但东汉外戚、宦官专权，反而促使豪强通过察举制渗透中央。魏晋时期，皇权衰微，士族凭借经济实力与文化话语权填补权力真空。例如，西晋司马氏本身是河内士族，其联合中原大族立国，实为士族联盟的产物。
然而，士族的垄断也引发皇权反制。南朝刘裕建立宋朝后，推行“寒人掌机要”，削弱士族行政权；北朝鲜卑政权通过“关陇集团”融合胡汉士族，打破单一门阀统治。至隋唐，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士族虽仍占据文化优势（如清河崔氏出12位唐朝宰相），但已丧失政治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