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晋氏君臣，崇尚浮虚无用之词，风俗既薄，天下浇然。故王敦、苏峻、桓温、王恭、殷仲堪辈迭起为乱，向非王导、温峤、陶侃、谢安数君子，则晋防乎不国矣。（《东晋总论》）
夏曾佑：晋之名将，王敦之外，曰甘卓，曰陶侃，曰周访，敦皆惮之，故终访之世，敦不敢动。及敦作逆，卓已耄荒，敦袭杀之。侃时为交州刺史，远在岭外。故敦一举事，天下无其敌，遂至不可收拾。而崛起而灭敦者，乃在素不知名之苏峻，峻于是以天下为莫若己，故继敦而称兵焉，此苏峻与王敦相因之理也。
蔡东藩：王敦三计，惟上计最足图存，既已知此计之善，则中计下计，何必再言。其所以不安缄默者，尚欲行险侥幸，冀图一逞耳。钱凤所言，正希敦旨，故敦未尝谕禁，寻即内犯，要之一利令智昏而已。王允之伪醉绐敦，确是奇童，温峤亦以佯醉戏敦，并及钱凤，敦虽狡猾，不能察峤，并不能察允之，而妄思篡逆，几何而不覆灭乎？元帝之为敦所逼，实为王导所误，导固附敦，至温峤入都，敦犹与导书，将生致太真，其往来之密切可知。及明帝决意讨敦，敦尚未死，而导且诈为敦发丧，嫁罪钱凤，如谓其不为敦助，奚可得乎？厥后与王含一书，情伪益著，惟郭璞精于卜筮，乃居敦侧而罹杀机，岂真命该如此耶？吾为之怀疑不置云。
余嘉锡：如钟会、王戎、王衍、王敦、王澄、司马越、桓温、郗超、王恭、司马道子、殷仲堪之徒，并典午之罪人。
吕思勉：王敦之为人，盖残贼而傲狠，残贼则敢行不义，傲狠则不肯下人。《王导传》言：“元帝初，群臣及四方劝进。王敦惮帝贤明，欲更易所立，王导固争乃止。”夫元帝何足惮之有？且敦亦尝倾心以辅之矣。故知敦之与帝，非有夙嫌也。且亦非有觊觎天位之心。《祖逖传》言：“敦久怀逆谋，畏逖不敢发，逖卒，始得肆意。”逖之兵力，岂敦之匹？然一甘卓犹为所惮，则《逖传》之语，似不尽诬。观含、应丧败之速，知敦不死，亦未必能有所为。敦欲使应归身朝廷，保全门户，自其自知之审；含、应既已丧败，王氏犹并见原，苟其束身自归，自可不虞后患，此又敦知朝廷之审也。然则敦实非夙有叛志，不过傲狠之习，为其君所不能堪，君臣之间，因生嫌隙；嫌隙既生，既不肯屈己求全，又不能激流勇退，遂至日暮途远，倒行逆施耳。以睚眦之衅，而酿滔天之祸，其是之谓欤？
范文澜：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末，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何兹全：两晋之际，琅邪王氏三人——王衍、王敦、王导，身系一朝安危兴亡。……王敦结局成为东晋叛逆，我看初期的功劳不可没。其功不仅是辅佐东晋王朝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对早期东南政局的稳定所起的作用。
周一良：①《晋书卷九八王敦桓温列传》，盖东晋当时论者及后世史家，皆以两人相提并论。王桓皆豪门大族而为皇室女婿，皆控制长江中游，担负所谓“分陕”之任，威权震主。唐修《晋书》，不唯二人并列，且排于列传之末，因在封建史家眼中，正如本传赞中所云，王敦桓温皆“陵上”“无君”之“逆臣”也。②王敦陶醉于“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任用刘隗刁协，抑制王氏势力，遂怀不满。对于当时解决重要矛盾之北伐事业，不独无所建树，且亦无所论列。而王敦之热衷于篡夺帝位，则达到了极端荒唐可笑之程度。③本传称王敦为人“雄爽”、“少有奇人之目”云云，大约皆出于《王敦别传》之类书籍，为时人乃至王敦一党阿谀之词，未可置信。
田余庆：①《晋书》史臣所论，盖以“五马”渡江以来，王敦于荆、江诸州讨平华轶、杜弢、王机、杜曾，功业积累，造成了凭陵晋室的形势，卒以兴兵叛晋。自此以后，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迹，处其利而有心，恃兵恣擅，力图以此巩固门户利益，压倒竞争对手，甚者意在移晋室之鼎。②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出总戎麾的绛、灌、卫、霍之臣，历代皆有，这种人的行事并非皆如东晋的王敦。王敦之所以为王敦，东晋强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历史的原因，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东晋士族专兵，始作涌者是琅邪王敦，一般说来，是由于士族已成为强大的社会阶层，琅邪王氏更居其首；特殊说来，是由于皇权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③《晋书》卷六《元帝纪》谓“中宗失驭强臣，自亡齐斧。”齐斧，受以征伐，象征权威。实际上，元帝从来就没有驾驭强臣的“齐斧”，强臣也不允许元帝握有这种“齐斧”。王敦之乱，正是元帝欲用刁协、刘隗为“齐斧”以驭强臣而促成的，其结果是“齐斧”未效，强臣先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