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杨广即位后，奉行的对外政策是：“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在他恩威并施的着力经营下，四夷归顺，八方来朝。
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染干来东京洛阳朝贺后，“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北面的突厥、契丹，东面的高丽、百济、新罗、倭国，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政权，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
一时东京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成为世界中心，“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隋炀帝对此也颇为自得。但在阔气排场之下，则是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和人民负担的急剧加重。
万国来朝，指的是众多国家前来朝拜。“万国”表概数，形容多；“朝”意为朝贡，朝拜。
“万国来朝”之事，首见《左传》所记涂山之会；其词，则首见于《隋书·卷十五·音乐志》：“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隋以后，唐代（包括武周）、明代等均出现过“万国来朝”的局面。
朝贡在中原王朝历史上向来被视为是域外民族对政权合法性的一种肯定，中国古代一些统治者也乐于造就并维护“万国来朝”的局面；但同时，“万国来朝”也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历代王朝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并因此饱受争议。
“万国来朝”这个词，首见于对隋炀帝统治时代的记述。隋炀帝即位后，急于要在短的时间内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此，他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也不惜下血本。
《隋书·音乐志》记载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染干来东京洛阳朝贺之事后继续说道：“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大业年间，通过使用“厚利”招徕，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书·西域传》)。
另外，北面的突厥、契丹，东面的日本，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政权，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一时间，东都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隋炀帝还常于东京皇宫紫微城正殿——乾阳殿接受万国朝贺，设九宾之礼，并作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
大业六年（610年），各国来使大献方物，突厥启民可汗之下的，皆是国王亲自来朝贺。于是在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荟萃于洛阳。隋炀帝还听从裴矩的建议，在洛阳盛情款待胡商，使得“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隋书·裴矩传》）
大业十一年（615年）春正月甲午朔，隋炀帝大宴百僚。突厥、吐谷浑、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一并遣使朝贡。”（《隋书·炀帝纪》）
然而，万国来朝的奢华排场也意味着巨大的挥霍与浪费。前述大业六年（610年）“诸蕃酋长”前来洛阳时，隋炀帝盛陈百戏，所费巨万。酋长们请求入市贸易，于是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就连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请入免费宴饮，还被欺骗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路旁的树木也被用丝绸缠起来，有胡人看到后询问：“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极尽讽刺。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万国来朝的局面尚未完全结束，隋王朝已处于危机中了。随着中原大乱，西域“朝贡遂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