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政府在海外贸易及中外关系上的一场夸张的表演！大剧的主角是郑和，幕后导演则是明成祖朱棣。
朱棣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学者蔡石山在其《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他统治明代中国二十二年期间，他为明帝国定下了欢快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再生，领土扩张以及外交上的荣耀。”的确，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部头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还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郑和下西洋，应该是他宏大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对于郑和下西洋，人们有更直接的解释。人们说，朱棣派遣亲信宦官郑和多次远下西洋，真实的动机是要到海外寻找建文帝。据说1402 年朱棣夺取皇位后，建文帝朱允炆并没有死，而是潜逃出宫了。为此，朱棣即位后，从永乐五年（1407 年）便派胡濙借寻访道人张三丰的名义，四处探寻建文帝的下落。《明史·郑和传》似乎相信这种说法，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不过，《明史》的纂修者并没有完全局限于这样一种解释，还添了一句：“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著名的东南亚史家王赓武先生说：“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理由足以解释明朝何以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此类远征。寻找宝藏、炫耀实力与财富、希望了解帖木儿和亚洲极西地区的蒙古人在做什么、扩大朝贡体系、永乐个人的虚荣自大和对荣誉的贪求、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和政治事态，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导致永乐做出此项决定的原因。”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
这些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一、在政治和外交上，招徕各国前来朝贡；二、在经济上，重新打开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通道。招徕海外各国前来朝贡，似乎只是一种外交上的努力。但是，这种外交努力是服从于明王朝的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朝贡体系外交模式。这种朝贡秩序，体现了皇权的国内统治方式向外部的逐渐扩大，着力于建立一个“四夷来朝”的礼制体系。
日本学者浜下武志先生认为，这种朝贡关系，是按照中央影响力的强弱顺序，朝贡国依次位于相邻的同心圆的不同圆环上，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东南、东北、西北、西南的亚洲各部以及同印度经济圈交错的地区在内的朝贡关系圈。明朝皇帝在这种体系的营建上，孜孜不倦。
郑和航海是否为明朝带来了经济效益，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不考虑郑和航海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推动，而仅仅就国家财政上说的话，政府组织如此规模的航海活动，自然是要耗费巨资的。郑和下西洋曾携带大量白银，以换购海外各国的奇珍异兽、香料以及供宫廷消费的奢侈品。不过，郑和航海的根本动机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建立以明代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秩序。通常情况下，“赏赐”总是大于“朝贡”的。
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到达了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在今天东南亚一带，依然保留着许多跟郑和有关的遗迹、传说，建立了许多纪念郑和的祠庙。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就有三宝洞、三宝墩、三宝井、三宝河与三宝圣碑。
郑和在永乐七年（1409年）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刻写的石碑，保存在斯里兰卡的国立博物馆。在郑和船队访问之后，许多国家纷纷派使节和商队来到中国。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国王，甚至亲自来到中国访问，如浡泥（今文莱）、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国王都曾访问中国，而满剌加在永乐、宣德间先后有三位国王五次到中国访问。郑和远航，开创了明代朝贡贸易的一个辉煌时代。
对明朝的人来说，郑和远航也扩展了他们的地理知识。跟随郑和远航的随从人员马欢和费信、巩珍等人，回国后分别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详细记载了所经历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增加了中国人民对它们的了解，丰富了人们的地理及航海天文知识。
郑和所用的航海图原本虽然早已失传，然而明人依据郑和下西洋的路径，绘制了二十四页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保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之中。为此，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感叹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1905年，梁启超先生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盛赞郑和是与哥伦布、达 • 伽马并时而兴的“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
然而，郑和的逝去，却似乎标志着明初大航海时代的结束。由于文官们的强烈反对，以及宣德皇帝于宣德十年（1435年）逝世，整个明朝帝国对于海洋的热情迅速消退，远航的计划从此被取消了。
三十年后，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很感兴趣的成化皇帝命人到兵部索取郑和航海的档案。由于担心皇帝会有再度远航的计划，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悄悄将档案藏了起来，并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郑和下西洋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
这一说法只见于严从简写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的《殊域周咨录》，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学者们对刘大夏是否真的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表示怀疑。然而，在儒家保守主义日益占据上风的明代中晚期，昔日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成了被儒家士大夫批评的“弊政”，大约是事实。
大航海的停止，像它的开始一样突然。此时，大陆的另一端，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做出了撇开地中海、面向大西洋的海洋探险计划，尽管他的船队只能在非洲西海岸——西撒哈拉的博哈多尔角附近逡巡，但寻找印度和试图进入印度洋的决心却没有动摇。然而，此时明帝国却从印度洋领域完全退出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郑和的船队“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够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国’”。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郑和远航停止以后，有着许多优点的“中国帆船”，从此“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而且，由于明朝政府禁止民间使用二桅以上的大船。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中国的商船已在多年之前停止了对苏门答腊以西的贸易。明朝政府在向海洋迈出一大步后，退了回来。
郑和下西洋之后，以政府为主导的朝贡贸易衰落了，海禁政策抬头。僵化的朝贡贸易体系，已不足以应对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需求了。私人海外贸易却因此受到刺激而繁盛起来了，海外移民的热潮也兴起了。万历时代的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引用嘉靖《广东通志》的话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从这条记载来看，明朝人确实认为16世纪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受惠于永乐初年的“遣使四出”。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在16 世纪到达亚洲，东西方的经济圈就此接轨。一个全球化的贸易时代即将来临。
以上就是关于明朝为什么会退出争霸世界的航海舞台的内容，本文摘自《中国通史（卷五）·明清》，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