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解》是一本对春秋做注解的书籍，这本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二卷，《春秋集解》十二卷，是宋苏辙（1039年一1112年）撰写成书。
苏辙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一生对儒学研究亦多有建树，北宋时期，先是敞作《春秋意林》诸书，解经多出新意；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舍传以求经，古说被废弃；后王安石为变法的需要，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更废之而不于学官。
苏辙正因为有感于此，于是在熙宁间开始撰写此书，告成于元符元年（1098），自谓其意在矫正宋儒舍传求经，标新立异的学风，以求改变“经传并荒”的局面，使古说不被渐废。
而实际上却表明了苏氏自己与熙宁变法的倡导者王安石在政治思想、学术观点上的严重分歧。
因此，苏辙在学术观点上极力推崇《左传》，认为左氏为传，依据国事，事皆有征；而《公羊》、《谷梁》二家则多有臆测之意，故此书的主要立论依据多采自《左传》，《左传》之说不通，再参照《公羊传》及《谷梁传》以及啖助、赵匡诸家观点，以为补充。
由于苏辙过于推重《左传》，致使《左传》误记及有悖于经者，未能详细剖析，更无匡正；至于《公羊》、《谷梁》二家，虽以臆测说经，然得失互见，如戎伐凡伯于楚丘，《谷梁》以戎为卫；齐仲孙来，《公羊》、《谷梁》皆以为鲁庆父；鲁灭项，又均以为齐实灭之等等，显然与经绝不吻合，属谬误无疑。但如隐公四年秋，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禀灾；乙亥，尝；庄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齐逆女等等，诸如此类，《公羊》、《谷梁》之说均妙合于经文，但苏辙却一概以深文诋之。这种以偏概全、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无疑又使作者走向了另一极端。
所以，此书虽以矫正宋儒舍传求经，标新立异学风为宗旨，但在对待三《传》的态度上，客观地看，并没有多少比前人高明之外，正如朱彝尊《经义考》收录陈宏绪为此书作跋所云：“读者取其短而取其长可也。”此论颇显公允。
明刊本人藏北京图书馆，另有《四库全书》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及《丛书集成本》传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春秋集解》十二卷和现在存有的本卷数有出入，除此以外，又和吕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有异，《四库全书总目》怀疑其宋末刊刻时，已解析出其原卷为三十，并改题吕祖谦撰，故相沿伪误，《宋史》也因为他误注。
如今按照《总目》所论与史吻合，吕祖谦并未撰写《春秋集解》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著录此书，但因现存的本卷数与《宋史·艺文志》不符，所以对其真伪有所怀疑，《四库全书总目》已驳正其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