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是北宋文学家苏辙的著作。
在北宋中叶疑经惑传思潮的影响下，苏辙继欧阳修之后，“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撰写《诗集传》二十卷。
作者认为，《诗经》中《小序》反复繁重，决非出自一人之辞，怀疑其实际上是毛公之学，卫宏为所集录。
故在书中，仅存其发端一言，以下余文则尽行删除，也即作者序中所言：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确注明其失在何处。
苏辙所论，皆有史为据，如认为《小序》本为毛公之学，汉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所撰《独断》，载《周颂》序三十一章，大致都与毛诗相同，但却仅有首序，是鲁诗序亦括以一语也；又刘安世《元城语录》亦说，其少年时曾读记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云云，是韩诗序亦括以一语也。
因此，苏辙对《诗序》的研究，实际上摘掉了《诗序》为孔门嫡传的招牌；其对《诗序》本为圣人之言提出的质疑，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其在《诗经》研究中的至尊地位。
此书与欧阳修《诗本义》几乎同时而出，首先向汉学发难，其思想和观点对后世，特别是宋儒有相当大的影响，王得臣、程大昌、李樗即均以苏辙之说为祖。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评价
苏辙对于汉唐以来《诗经》学史上的基本问题都进行了思考与辨析，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人情说”来注解诗篇，比较接近于诗篇原意，促进了《诗经》研究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对于《诗经》汉学权威的瓦解以及宋学传统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宋代人表现出比较自觉的人情观念，认为圣人制礼作乐，创造文明都是本于人情，以人情为据。苏氏父子推广其义，形成了自己的“人情说”。
苏洵以为“《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苏轼认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在礼和人情的关系上，苏轼认为“礼之初，始诸人情”；苏辙多次申述“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强调礼的依据是人情，要顺应人情。“人情说”是苏氏蜀学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因而，以“人情”解经也就成为苏氏蜀学的重要特色。
以“人情说”来注解《诗经》时，苏辙重申了《诗》“抒发情志”的特质。
苏辙指出，《诗》是天下之人发泄情感、挥幽斥愤的抒情之作。作品不仅出自于公卿贵族之手，也来源于平民百姓之口，他们或抒发贫贱困苦产生的忧愁悲苦，或叙述丰美盛大带来的欢愉快乐，所涉及的范围上至国家政事、天下兴亡，小达饮食男女、草木鸟兽虫鱼，无所不及，其间又何尝存在一定的“义”与“法”呢?这正是世儒解诗晦暗不通之处。苏辙这段话可以说是以文学家的素养对六朝“诗缘情”思想的阐扬。
《诗集传》发掘出《诗》中丰富而真切的情感状态，表明苏辙对《诗》作为文学作品的（情感）特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