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天泽（1202—1275年），字润甫，谥号“忠武”，追封镇阳王，是元朝初年最具影响力的汉族将领之一。他出身于河北永清的豪族家庭，其家族在金末乱世中崛起，最终成为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核心支柱。尽管史天泽一生为蒙古帝国征战四方，但其汉人身份与文化认同始终深刻影响着他的政治选择与治理理念。
一、汉人出身：乱世中的家族崛起
史天泽的家族并非传统士族，而是以财富与地方影响力著称的豪强。其曾祖父史伦因赈济灾民、行侠仗义，成为民间组织“清乐社”领袖，奠定了家族在河北地区的根基。父亲史秉直在金朝末年蒙古南侵时，主动率族人归降木华黎，被任命为万户，统领数千部众。这一抉择虽被部分士人视为“耻辱”，却为史家打开了政治上升通道。
史天泽作为史秉直第三子，自幼接受骑射训练，身高八尺、声如洪钟，勇力过人。1225年，其兄史天倪被叛将武仙杀害后，史天泽临危受命，继承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之职。他倾家财募兵，联合蒙古援军，在定州之战中身先士卒，斩杀武仙部将葛铁枪，一举收复真定。此役不仅巩固了史家在河北的统治，更使史天泽成为汉人世侯的代表人物。
二、跨民族效忠：从战场猛将到治国能臣
史天泽的军事生涯贯穿蒙元征服金、宋的全过程。1232年，他在阳邑之战中斩杀金国将领完颜庆山奴，招降太康、拓县等地；1234年，与塔察儿联军攻破蔡州，迫使金哀宗自缢，终结金朝统治。灭金后，他转战南宋前线，1259年重创吕文德水师，摧毁南宋战船300余艘；1261年平定李璮叛乱，稳定山东局势。其战功之显赫，被忽必烈誉为“郭子仪、曹彬再世”。
然而，史天泽的贡献远不止于战场。作为忽必烈推行“汉法”的关键人物，他主导了多项改革：
经济治理：在真定任上，他废除苛税，代偿民间高利贷“羊羔利”，使万余百姓免于破产；任河南经略使时，诛杀贪暴官吏，整顿地方财政。
法律建设：制定十条法规规范政务，废除冗余徭役，减轻农民负担。
文化保护：礼遇元好问、李冶等名士，举荐王恽、高鸣等人才，使真定成为北方文化中心。
军事改革：主张“以汉制汉”，将汉地世侯的军事力量纳入蒙古体系，为元朝统一奠定基础。
三、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汉人将领的忠诚与妥协
史天泽的汉人身份与效忠蒙古的行为，在后世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他通过“以汉治汉”策略，最大限度保护了中原百姓利益：
抑制屠杀：真定之战后，他力阻蒙古主帅屠城，救下万余百姓；
轻徭薄赋：在河南、真定等地推行仁政，恢复社会经济；
文化传承：支持儒学教育，保护汉地典籍，为元朝文化融合奠定基础。
批评者则指责他“助纣为虐”，加速了南宋灭亡。但需注意的是，史天泽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底线。1274年，他抱病随伯颜伐宋，行至郢州时因病北还，临终上奏忽必烈：“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此言彰显其汉人文化基因中对生命的敬畏。
四、历史评价：跨越民族的治理典范
史天泽的生涯折射出金末元初汉族精英的生存智慧。他既非传统“忠臣”，也非纯粹“叛将”，而是以实用主义态度在乱世中寻找平衡点：
对蒙古：以战功换取政治地位，成为忽必烈推行汉法的“白手套”；
对汉地：以文化认同凝聚人心，通过儒学治理缓和民族矛盾；
对历史：以跨民族合作推动统一，为元朝“行汉法”提供实践样本。
忽必烈追赠史天泽“忠武”谥号，并立庙纪念，正是对其历史贡献的肯定。清代《元史》评价他：“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堪称对这位汉人名将最中肯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