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末年的政治舞台上，蔡京与高俅作为权臣的代表，其权势之争一直是后世热议的话题。从历史资料来看，蔡京的权势在整体上显著大于高俅，这一结论可从政治地位、权力范围及历史评价三方面得到佐证。
一、政治地位：宰相之尊与武职虚衔
蔡京作为北宋末年四度拜相的权臣，其政治地位堪称巅峰。他先后担任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太师等职，实际掌控朝廷中枢权力。宋徽宗时期，蔡京通过四次任相累计十七年的政治生涯，构建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网络，其影响力渗透至行政、财政、司法等各个领域。例如，他主导的盐钞法改革导致大量富商破产，甚至引发商人自杀事件，足见其政策对国家经济的绝对控制力。
相比之下，高俅虽官至太尉（武官最高虚衔）、开府仪同三司，但这些职位更多是皇帝宠信的象征性加封。宋代实行重文轻武政策，太尉虽位列三公，却无实际军权。高俅的权力核心局限于禁军系统，其统领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司等职务，更多承担宫廷护卫职责，而非国家军事指挥权。这种政治地位的差异，使得蔡京在决策层的影响力远超高俅。
二、权力范围：朝政垄断与局部控制
蔡京的权势体现在对朝政的全面掌控。他通过任用亲信、打压异己等手段，将朝廷要职尽数纳入党羽体系。例如，他任命儿子蔡眥在宫廷内部勾结，挥霍国家财力，导致官场风气腐化；同时，他改革役法、铸造九鼎等奢华工程，均以个人意志主导国家政策走向。这种对朝政的垄断性控制，使蔡京成为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的核心推手。
高俅的权力则集中于军事领域，但其影响存在明显局限。作为禁军统帅，他挪用军费、私役士兵，导致军队训练废弛、战斗力下降。然而，这种腐败行为仅限于军事系统内部，未延伸至国家整体决策层面。例如，在金军南下时，禁军的不堪一击虽与高俅的失职直接相关，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仍在于蔡京等人主导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崩溃。
三、历史评价：六贼之首与边缘化存在
后世对蔡京与高俅的评价差异，进一步印证了二人权势的悬殊。蔡京被太学生陈东列为“六贼之首”，其贪婪权谋成为北宋灭亡的象征性符号。他通过盐钞法、茶法改革聚敛财富，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同时，他主导的“丰亨豫大”政策鼓励皇帝奢侈消费，直接加剧了国库空虚。这些行为使其在历史评价中始终背负“奸臣”骂名。
高俅虽因《水浒传》的文学渲染被视为奸臣典型，但真实历史中的他并未列入“六贼”行列。其权势局限在宫廷与禁军系统，贪腐程度较蔡京稍轻。例如，他对旧主苏轼的知恩图报之举，显示出其品行中的温情一面。这种复杂性使得高俅在历史评价中更多被视为庸吏，而非蔡京式的政治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