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董其昌以“淡墨秀韵”的行草书闻名于世，其楷书作品虽数量较少，却因取法高古、风格独特而成为明清书坛的典范。从《自诰身帖》的端庄严谨到《三世诰命卷》的萧散自然，董其昌的楷书不仅展现了其深厚的传统功力，更折射出“以禅入书”的艺术哲学。
一、《自诰身帖》：皇家诏书的典范之作
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董其昌以42岁盛年书写《自诰身帖》，为万历皇帝追封其父董汉儒、母沈氏及封赠其本人与夫人龚氏的诏书。此卷以高丽笺纸乌丝栏格书写，绢本纵26.8厘米、横414.3厘米，前段与后段仅隔四天完成，却保持了高度统一的笔法风格。
技法层面，董其昌突破了“楷书如算子”的僵化模式。他以颜真卿《多宝塔》的雄浑为基底，融入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的温润，更参以钟繇《宣示表》的古拙。例如，“董”字横画起笔的方切与捺脚的舒展，既保留颜体骨力，又通过墨色浓淡变化增添灵动；而“诰”字言字旁的轻盈与“告”部的厚重形成对比，体现“肥瘦得中”的审美追求。
艺术价值上，此卷被乾隆帝誉为“碑版中第一炬赫之书”。清代《石渠宝笈》将其列为上等，现代学者更指出其“用笔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这种“笔力遒劲而不失飘逸”的特质，使《自诰身帖》成为明代官方文书书法的巅峰之作。
二、《三世诰命卷》：人书俱老的集大成者
天启五年（1625年），71岁的董其昌奉旨书写《三世诰命卷》，为其祖父母、父母及夫妇三代申请封赠。此卷以纸本分三段连缀，总长逾7米，结体端庄中见行书意趣，如“昌之母柔顺无仪”等句，既遵循晋唐楷书法度，又通过笔画牵连暗藏行草韵律。
技法创新体现在“古法今用”的融合。董其昌自述学书经历：“初师颜平原，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在《三世诰命卷》中，这种取法脉络清晰可见：“祖”字长撇的波磔取法《黄庭经》的飘逸，“父”字横折的方峻源自钟繇的古拙，而通篇章法的疏朗则暗合杨凝式《韭花帖》的闲适。
艺术理念上，此卷践行了董其昌“南北宗”论的书法延伸。他将绘画中的“淡墨”概念引入楷书，通过“枯湿浓淡”的墨色变化，使庄重的诰命文书呈现出“萧散自然”的文人气质。陈继儒评价其“以禅喻书，得三昧真谛”，正是对此种艺术境界的精准概括。
三、《楷书诗轴》：诗书交融的文人情怀
除官方文书外，董其昌的文人楷书同样别具一格。其《楷书诗轴》（47.8cm×117cm）以唐代诗人储光羲《田家杂兴》为内容，署款明确记载：“以徐季海《道德经》笔意书之，兼用颜平原法。”这件作品揭示了董其昌楷书的另一维度——诗书交融的文人趣味。
技法上，徐浩与颜真卿的笔法被创造性重构。徐浩《道德经》的圆劲厚重与颜真卿《多宝塔》的方峻挺拔在此达到微妙平衡：如“春”字横画的起收笔保留徐浩的圆润，而竖画的挺直则取法颜体骨力；“夜”字下部“夕”部的捺脚，通过墨色由浓至淡的渐变，既延续徐浩的韵律感，又增添颜体的苍茫气息。
艺术价值上，此轴打破了楷书与行草的界限。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主张“楷书须带行意”，《楷书诗轴》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单个字结构严谨如楷书，而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则暗藏行草节奏，如“既念生子孙”一句中，“念”与“生”的笔画牵连，“孙”与“子”的墨色呼应，使整幅作品在静穆中蕴含生机。
四、董其昌楷书的艺术史地位
董其昌的楷书实践，本质上是明代文人“以古为新”的典型案例。他通过《自诰身帖》确立官方楷书的新范式，以《三世诰命卷》展现人书俱老的终极境界，借《楷书诗轴》探索文人楷书的诗意表达。这种“师古而不泥古”的创造力，使其楷书与行草共同构成“淡墨秀韵”的艺术体系。
正如其在《容台别集》中所言：“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董其昌的楷书代表作，正是这种“巧中见拙，拙中藏巧”哲学思想的视觉呈现，为中国书法史贡献了不可复制的经典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