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达到空前规模，皇亲贵戚与官僚豪强通过特权大肆掠夺土地，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存根基。与此同时，繁重的徭役赋税与频繁的自然灾害形成双重压迫，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如火山般积蓄能量。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试图通过复古改制重塑社会秩序，但其脱离实际的政策（如货币改革、土地国有化）反而加剧了经济混乱，最终成为压垮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此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二十余支农民起义军。其中，以湖北绿林军、山东赤眉军和河北铜马军规模最大，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些起义军以“反莽复汉”为旗帜，成为推翻新朝统治的核心力量。
赤眉军的崛起：从泰山饥民到百万大军
1. 莒县起义与组织构建
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在莒县聚集百余名饥民起义，以泰山山区为根据地展开游击战。起义军采用汉代乡官制度构建组织体系，设“三老”为最高领袖，下设“从事”“卒史”等职，形成独特的军事化管理框架。为约束部队，樊崇制定严明军纪：“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这一原则使赤眉军在初期赢得百姓支持。
2. 成昌之战与赤色标识的诞生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大军镇压。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决战中，樊崇为区分敌我，下令部众将眉毛染红，“赤眉军”之名由此确立。此役赤眉军全歼王莽主力，斩杀廉丹及二十余名将领，王匡仅以身免。战后，赤眉军控制青州、徐州、兖州等地，兵力迅速扩张至三十余万。
3. 战略转折与西进关中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克洛阳，拥立刘玄为更始帝。樊崇曾率部赴洛阳寻求合作，但遭更始政权排斥，两军决裂。公元25年，赤眉军分两路西进：一路由樊崇、逄安率领从宛县出发，另一路由徐宣、谢禄、杨音带领自阳翟推进。两军在弘农（今河南灵宝）会师后，拥立15岁的西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定年号“建世”，随后兵临长安。
攻占长安：权力巅峰与内在危机
1. 推翻更始政权
公元25年9月，赤眉军与更始政权降将王匡、张卬里应外合攻破长安，刘玄投降，更始政权覆灭。赤眉军进入长安后，起初试图恢复秩序，但缺乏治理经验的领导层很快陷入混乱。
2. 军纪崩坏与民心流失
占领长安初期，赤眉军尚能维持纪律，但随着粮食短缺加剧，部队开始劫掠百姓。据《后汉书》记载，赤眉军“焚长安宫室市里，害吏民”，甚至挖掘西汉皇陵取宝，唯有汉文帝陵因封土坚实得以幸免。军纪败坏导致民众支持率骤降，关中豪强纷纷组织武装抵抗，形成“城郭壁垒，皆自署汉将”的局面。
3. 战略失误与被迫东归
公元26年正月，长安粮尽，赤眉军西进陇西受挫，又遭雪灾袭击，被迫返回关中。此时，刘秀已派邓禹、冯异等将领控制关中要地。赤眉军虽在湖县（今河南灵宝）击败邓禹军，但因缺乏补给，最终于公元27年1月在崤底（今河南陕县东南）被刘秀伏击，二十万大军投降。剩余部队东撤至宜阳（今河南宜阳）时，再次遭遇刘秀主力包围，樊崇、刘盆子等被迫投降，赤眉政权覆灭。
历史定位：农民起义的双重遗产
1. 推翻新朝的直接力量
赤眉军与绿林军共同构成推翻王莽统治的主力。其成昌之战歼灭新朝主力，为绿林军攻克洛阳创造条件；攻占长安则直接终结更始政权，动摇了新莽统治的合法性。
2. 农民政权的局限性
赤眉军的失败暴露了农民起义的深层矛盾：缺乏明确战略目标、治理能力薄弱、内部矛盾频发。其政权始终未建立有效行政体系，仅靠军事力量维持，最终因无法解决粮食供应和民众支持问题而崩溃。
3. 对东汉政权的影响
刘秀在平定赤眉军后，吸取其教训，采取“柔道治国”策略：一方面严明军纪（如邓禹军“父老童稚，垂发戴白满其车下”），另一方面实施土地改革（如度田令）安抚流民。这些政策为东汉“光武中兴”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