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从西安出发一路势如破竹，沿途明军望风而降，李自成似乎即将成为下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国之君。然而，仅仅四十二天后，他就在山海关大败于吴三桂与清军的联军，仓皇退出北京。此后一路溃败，次年便在湖北九宫山死于乡民之手。从势如破竹到一溃千里，从天下归心到众叛亲离，李自成在北京的短短四十二天里，究竟做了什么？
这并非简单的腐化堕落或流寇本性可以解释。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在一个关键的权力转换期，同时犯下了政策、人事、财政和战略上的系统性错误。他们将一个原本可以坐拥天下的局面，亲手推向了深渊。
一、政策之失：一条"追赃"令，得罪了整个官绅阶级
李自成失败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在进京后大规模推行的"追赃助饷"政策。
大顺军入城后，李自成最初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起初北京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但好景不长，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这支军队需要养活。
李自成当年提出了"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为他在农民中赢得了极大的民心。但不纳粮意味着没有稳定的农业税收，大顺军长期靠打土豪、没收宗室官员财产来维持运转。进了北京，国库早已被崇祯皇帝耗空，大内府库中只有黄金十七万、白银十三万，这点钱根本不足以支撑大军与新政权的运转。
于是，李自成被迫延续了"以战养战"的老办法——向明朝官员"追赃助饷"。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刘宗敏等人开始大规模拷掠明朝官员，从内阁首辅到地方小吏，每个人都按官阶高低被勒令缴纳白银。为此，刘宗敏专门赶制了五千副夹棍，用来逼迫官员们交钱。被拷打致死者不计其数，崇祯朝最后一个内阁首辅魏藻德在被拷打五天五夜后脑裂而死，他的儿子也被处死。
四十二天的追赃，李自成从明朝官绅手中共获白银七千余万两，银饼装车西运。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这解决了大顺政权暂时的燃眉之急。但从政治上看，这一刀，砍向的却是本可以成为其盟友的力量。
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入京后本已决定投降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当作新的靠山。然而在饱尝铁拳之后，他们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当时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官绅们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李自成刚愎自用，仅仅在四千多名明朝官员中录用了区区一小部分，地方官员更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极少数。整个官绅地主阶层，基本上被置于全面打击的地位。
二、人事之失：管不住刘宗敏，就等于失去了天下
如果说政策失误还可以调整，那么李自成最大的短板在于——他根本管不住自己的铁杆兄弟。
刘宗敏，李自成手下第一猛将，进京后迅速腐化。他不仅带头挟妓取乐、沉迷声色，更主导了整个追赃助饷的过程，对明朝官员动辄用酷刑逼供，甚至把追赃变成了当街抓人的白色恐怖。据史料记载，刘宗敏一人就从投降官员身上威逼搜刮出了一千万两银子。
最致命的，是他抄了吴三桂的家、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本是李自成可以争取的关键人物，拥有关宁铁骑这支精锐武力，镇守着清军入关的咽喉要道。吴三桂此时在回京路上，本来已经准备投降李自成，得知消息后大怒，随即调转马头，投降了清军，引清军入关。
当李自成劝说刘宗敏时，刘宗敏不听；当李自成派刘宗敏去攻打山海关时，刘宗敏说："大家都是做贼的，你在家当皇帝，我去帮你打仗！"李自成只好亲自带兵前往。一个连手下大将都指挥不动的领袖，其政权的根基之脆弱可见一斑。后来牛金星投降了清朝，宋献策降清，刘宗敏被俘杀。一个"义气"当头的团队，在权力转换期四分五裂，从内部开始断裂。
三、财政之失："不纳粮"的口号成了捆住自己的绳索
"闯王来了不纳粮"是一句深入人心的口号，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在起义时期凝聚了民心，却在新政权建立后成了甩不开的包袱。
对于一个新生政权来说，要养活大批官员和军队，必须建立正常的税收制度。可李自成进京后，不仅没有提出任何农业方面的政策，反而继续依靠追赃这种短期行为来维持财政运转。追赃一次固然能得巨款，但这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官绅阶层被得罪殆尽，正常的赋税体系始终未能建立。
朱元璋在天下未定时是"礼贤下士"的，对官员的大批屠戮是在坐稳了龙椅以后。李自成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政权未稳就大肆树敌，把原本可以争取的力量全部推到了对立面。
四、战略之失：关外的敌人比脚下的京城更重要
如果说前面的失误是内政层面的，那么李自成最大的战略盲点，是始终没有把关外的清军视为真正的对手。
从明朝末期开始，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李自成灭了明朝，就意味着要代替明朝的位置，抵御关外的强敌。然而，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他没有在山海关派驻自己的嫡系部队接管防务，只是打算招降吴三桂后派降将唐通领八千本部兵马前往。他更没有在北京一带部署足够多的主力部队，大批精锐分布在西北和湖广等地区，兵力分散。
山海关一片石一战，李自成大军与吴三桂血战良久，清军以逸待劳加入战场，农民军难以抵挡。这种致命性的"侧翼失守"，已经不是用"判断失误"足以形容的了。
五、民心之失：大顺政权用四十二天消耗了十七年的民心积累
李自成进京后，不是没有约束过军队。他下令严禁扰民，甚至当众处决了两个趁乱抢劫的士兵。但很快，随着追赃助饷的扩大化，从官员到勋戚、从太监到士绅，再到普通商人，再到贩鬻之家，蔓延到民间。当兵士四处追抓官员，当拷掠之声不断从各家各户传来，原本对李自成寄予厚望的京城百姓，迅速倒向了厌恶和恐惧。
大顺军士兵纷纷将追赃所得金银细软裹在腰间，还四处托人写信把抢来的手镯戒指寄回老家。带兵之帅都知道，上战场身携重金之卒必不能舍身奋战。当将士"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时，这支军队就已经丧失了灵魂。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率残兵败回北京，这些败兵入城后，知道末日将至，完全丧失纪律，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掠，备极惨毒。第二天一早，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了登基礼，连皇帝瘾都只过了不到一天，第二天一早就匆忙离京西逃。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吸收李自成的教训，四处张榜表示无论谁降清都官复原职、加官晋爵。一时间前明官员大悦，个个弹冠相庆。而大顺军南撤途中，大批文武高官纷纷降敌，包括宰相牛金星和军师宋献策。
1645年五月，李自成率二十八名亲兵在湖北九宫山一带察看地形时，被当地乡民程九伯用锄头削去了半个脑袋，死在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手中。这位喊出"均田免赋"的起义领袖，最终被一个完全不知道他身份的农民意外击杀——这个结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当李自成退出北京、败走九宫山，他和他的王朝迅速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留给后世的却是挥之不去的叩问。1949年，毛泽东在从西柏坡进京前夕，郑重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这句话里藏着的忧患，恰恰道破了李自成败亡最深层的症结所在。从"均田免赋"到"追赃助饷"，从"天下归心"到"众叛亲离"，李自成只用了四十二天——不是他不懂制度，也不是不谋长远，而是在千古难逢的权力转换期，他没有将已经握在手里的"剑"转换为治理天下的"尺"。他忘了：打江山和坐江山，从来就不是同一套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