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卫国（今河南洛阳一带）人，原名卫鞅或公孙鞅，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自幼喜好刑名之学，公元前361年去到秦国，深得秦孝公的信任，历任左庶长、大良造等职，执掌秦国军政大权达一、二十年之久。秦孝公曾以于（今河南内乡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封他，号为商君，故又称商鞅。
商鞅生活在诸侯分裂割据、兼并战争十分频繁的战国中期。他为了使秦国富国强兵，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先后推行了两次以“农战”和“法治”为中心的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打击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和旧的生产关系，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压倒山东六国的一等强国，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口思想在商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他认为人口众多是赢得兼并战争胜利、统一天下的重要前提。人口太少，出兵攻伐敌人，就没有多余的人力耕种土地，取得给养；如果把人力用于耕种，敌人也会得到休息，不能两全其美。所以，要想富国强兵，彻底制限敌人，首先就应根本改变秦国“人不称土”的局面，大力增加人口。
根据当时秦国的国内外形势，他认为增加人口最好是用经济办法，采取“徕民”政策。这样既可在短期内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移民，增加本国人口，又可使敌人兵源枯竭，迫使敌人完全臣服。反之，采用人口自然增殖，不仅费时久，收效慢，也削弱不了敌人。在人少地多、生产工具和军事装备都很落后的战国时期，商鞅主张用徕民办法增加人口，虽然有益于秦国的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强兵，但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政策。
商鞅发展了墨翟关于人口与土地必须保持平衡的观点，第一个提出了“制土分民之律”。他认为容纳五万的生产人口，需要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其中良田占40％，坏田占20％，城镇、道路占10％，湖泊、河流、山地占30％。
上述比例不论是否符合当时实际，但在两千多年前他就提出来了，是十分可贵的。此外，他还指出人多地少时，应大力开垦土地，不然会出现“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的情况；人少地多时，应大力增加人口，不然会出现“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的情况。
为了推行“农战”政策，商鞅还很重视增加农业人口，第一个提出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的主张。
“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他认为商人和官吏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各有其特殊作用，但他们尤其是那些以技艺为业、游说好辩为业、学诗书为业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食之人，这部分人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食口众者，败农者也”，造成国家的贫困危弱，“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
为了增加农业人口，他除了主张采取“徕民”政策，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农民外，还主张用赐与官爵、免除徭役、加重工商业和非农业人口的征课、实行粮食高价政策、限制雇工和不准开设旅店等来扩大农业人口。商鞅把一切非农业人口都看成不事生产的游食之民，是错误的。他增加农业人口的办法，有的也是极端的。
但远在农业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战国时期，主张农业人口必须占总人口的90％以上，是符合实际的。同时，象他这样不惜采取一切措施来增加农业人口，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商鞅还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主张人民愚昧无知。他认为人们“务学诗书”，有了知识和文化，不但可以在其他诸侯国势力的支持下，“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不再为了名与利去努力从事农战，还会“高言伪议”，扰惑民心，使人民与君王离心离德。“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所以，要想富国强兵，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使民“不好学问”。
商鞅这一思想，不论是否有利于当时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农战政策的推行，都充分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的本质，有害于广大人民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
为了加强户口管理，严密控制人口，商鞅还很重视人口统计。他除了主张建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连坐”法户籍制度外，还第一次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周密的、经常的人口统计。他认为详细了解人口的出生、死亡情况，即“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正确掌握人口总数和男、女、老、少及商人、游食等各类人数，是关系富国强兵、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大事。
如果不知道“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即便“地虽利，民虽众”，也会“国愈弱至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