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操，在《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都有他的传记。他是个聪明机智，很有才干，一生做了许多大事的人。但由于小说《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人们把小说中的曹操当成了历史上的曹操，一提起曹操就认为他是个奸诈、狡猾、阴险的人物。这是很不应该的。我认为研究三国的历史也好，小说《三国演义》也好，首先应该把历史上的曹操和小说、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区分开来，还历史上曹操的本来面目。
历史上的曹操其人
历史上的曹操是位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决定他成就了一番事业。
曹操的祖父曹腾汉桓帝时是位太监，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其父嵩为腾养子，官至太尉。曹操自幼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之家，必然会受到很好的教育，又加之“少机警，有权数”，虽任性放荡，不注意道德修养和学业，也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处事能力。因此，梁国人桥玄评价他时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曹操二十岁被推荐为孝廉，做了郎官。后又被任命为洛阳县北部尉，升顿丘县令，被征入朝授职议郎。由此看来，曹操青少年时代是春风得意，直步青云的，从地方官很顺利地便进入了朝廷，使他有机遇能获取更大的国家权力。
曹操生逢乱世，又给他提供了创造一番事业的机会。首先是汉灵帝元和末年的黄巾起义。东汉末年封建王朝的统治，本来己是危难之秋。黄巾起义的革命洪流更使得刘家王朝无法阻档。因此，只得调遣各地诸侯镇压农民运动，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讨伐颖川的农民起义军。后又升为济南相。从此，各路诸侯势力霸占一方，自立为王。董卓入京，废少帝，立汉献帝，京城洛阳大乱。曹操、袁绍联合各路诸侯讨伐董卓。董卓虽被除掉，北方的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已形成具有一定势力并霸占一方的诸侯。曹操此间变卖家产，招摹义兵，逐渐扩充了自己的势力。后又在围剿黄巾军的过程中得降兵三十余万，收编其精锐，号称“青州军”。加之其弟兄曹仁、曹洪、夏侯渊、夏侯（忄享）等扶持；荀彧，程昱、贾诩等出谋划策，消灭了残余的黄巾军；打败了吕布、陶谦、张邈、张绣等割据势力，逐渐拥有了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成为三国时期称霸于北方的重要政治集团，曹操在群雄割据的武装斗争中能取得胜利，是建立在开明的政治斗争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是曹操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他认识到了封建皇帝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荀彧、程昱的鼓动下，曹操派曹洪率军向西迎接献帝。曹操进驻洛阳后又亲自朝见献帝，被升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并录尚书事，总领朝政。曹操随之迁都许昌。自此他便有了发号施令的口实，在众诸侯中有了震慑威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曹操在群雄割据中能占上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理解、关心（起码是想到了）人民的疾苦。连年的战乱，使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百姓大俄，布粮食亦尽”，甚至供战争之需的军粮都无处筹集。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贷给农民耕牛和田地，用官牛的收成按官六客四分成，用私牛的对半分成。屯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之需，同时也使一些无牛和田地的农民生计得到解决。屯田的租税直接交官，也避免了地主的盘剥，军粮也不会都是农民负担。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是有利于作战，也减少了军队随意掠夺百性，无论怎么说都是对百姓有益的。同时，曹操对黎民百姓的苦处还能予以照顾。打败袁绍后他曾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因战乱免去了百姓一年的租税，曹操还具体规定：“自项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对于战争中的阵亡官兵家属没有基业无法生存的，官府供给他们粮食，长吏要经常去看望他们。而对待百姓，曹操也下令，“女的年七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年纪在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以及眼睛看不见，失去劳动力，又没有妻儿父兄和产业的，由国家供养他们终身。”“命令各郡县都要提倡和重视文献典籍的研究和学校建设。满五百户的县要设置学官，挑选本地优秀子弟给予教育。”我们暂且不管当时的条件如何，施行得怎么样，曹操的这些关于发展生产，照顾人民生活疾苦和发展教育的政策，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是十分开明和进步的，也肯定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欢迎的。
曹操还是位军事家，他很善于用兵。三国时期是个战乱的年代，几乎到处都有战争，天天都在打仗。许多诸侯都是在战争中使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的。曹操能在众多诸候中脱颖而出是与他的军事才能分不开的。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很善于指挥打仗。谋士郭嘉在分析“十胜之议”时评价他能“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像建安三年春三月征张绣。曹操在穰县包围了张绣，五月刘表派兵救援，截断曹军后路。曹操想退兵，张绣军队追来，曹军很难前进，就摆开连营阵势逐渐推进，曹操在给荀彧的信中说：“敌军来追赶我，虽然我每天只行进数里，但我估计，走到安众县，必能打败张绣。”到了安众县张绣和刘表的军队合在一处据守险要，曹军前后受敌。曹操连夜在险要地方开凿地下通道，全部运走辎重，埋伏奇兵。天亮敌军以为曹兵己撤退，就全军追赶，曹军出动埋伏的步兵、骑兵，把张绣打得大败。可见曹操用兵如神的本事。
再有像有名的官渡之战，曹操是在处于劣势的形势下而取得胜利的。袁绍占据了北方的冀、并、青、幽四州，有军队几十万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向曹操发动了进攻。
曹操的力量远不如袁绍，仅占据大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不仅地盘狭小，而且多为破烂不堪的战场，生产没有恢复，物资供不应求。兵力仅万人，有的史书上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但曹操亲自率兵北上白马迎敌。他先进兵延津，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样子。吸引袁绍分兵向西，然后突然转向兼程去救白马。当曹操率军突击到来，袁绍己措手不及，斩大将颜良，袁军大败。遂解白马之围。当曹操挥师西撤，袁绍又引兵赶来，曹操见追兵渐近命令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上。衰军争抢辎重，阵势混乱，曹操率骑兵突然袭来，大败追兵，斩另一大将文丑。
曹操初战获胜，主动后撤，继续据守官渡。八月袁绍进逼官渡，曹操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操大肆进攻，曹军还击，两军相持不下，曹军供给困难。十月袁绍为大战从河北运来万余车粮草，派大将淳于琼带万余人护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十余里的乌巢。曹操得来投的谋士许攸消息，亲率精锐骑兵五千人乘夜从小路偷袭鸟巢，四面放火，淳于琼据守。袁绍边派兵增援边去袭击曹营，结果曹营未破，乌巢袁军大败，袁绍只得逃回黄河以北，曹操大获全胜。曹操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正确分析形势，听取谋士意见，并亲临前线指挥，赢得了最终胜利。官渡之战的胜利，决定了统一北方的大势已是非曹操莫属。
曹操非凡的军事才能是有史可查的。他征徐州、征乌桓都取得了胜利。就是赤壁之战曹操虽以失败告终，但在战争的前一阶段，曹操的努力不仅是仍占上风，而且是锐不可当的。曹操的最后失败，完全是应了“骄兵必败”之说、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建安十三年七月南征刘表。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荆州之众投降。这时，官渡之后投奔刘表的刘备驻军于樊城。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曹操怕江陵落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军从襄阳疾驰二百里，在当阳长坂坡将刘备赶上，击败刘备，随后占领江陵。曹操南下的大军始终是节节胜利的。但由于小说、戏曲“尊刘贬曹”的正统现念的宣传，人们只知道长坂坡赵云的英勇顽强，当阳桥（小说中是长坂桥）张飞的英雄，曹操己成为英雄人物的陪衬。实际上，我们如果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曹操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他应该是我国历史上为教不多的具有非凡才能的军事家。
“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与其子曹丕、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为“三曹”。“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又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拓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之局面；另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曹操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最为著名，内容多为描写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其中有不少感时之作，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生活的困苦，这类五言诗，其有“诗史”的性质。其著名诗篇有《短歌行》、《苦寒行》、《篙里行》、《观沦海》、《龟虽寿》等。像其中的《短歌行》，写出了作为建安时代的政治人物曹操的复杂心情和深沉感概。全诗笔调低迴沉郁，“体现了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色。同时，全诗声音铿锵，换韵自由，袭用《诗经》原句，不着痕迹”、另一首《观沧海》，通过作者亲临东海观潮的感受，表现了其暮年的壮阔胸怀。词中描写了山海间万物的繁茂和萧瑟秋风中呈现出的大海洪波，那天水相连，波澜壮阔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含日月，孕育星辰的伟大气势；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伟大场面，真是壮观极了。日月星辰都在他的怀抱之中，如此恢宏、壮丽的意境实在是令人赞叹。《龟虽寿》直接抒发了诗人的胸怀，节奏急促，顿挫分明。词中从正反两方面咏叹了自然界不可抗据的客观规律，发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誓言。
曹操虽为封建政治集团的统治者，但他必竟亲历了时代的战乱，感受了征战之苦，目赌了战争所造成的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这种感情在他的诗中亦有反映，像《苦寒行》、《嵩里行》都描写了征战之苦。《嵩里行》中写道：“铠甲生饥虱，万姓以死亡。白甘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真实地反映了战乱所造成的苦难，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曹操的文章虽不及诗之名气大，但亦有华章。汉代散文多受辞赋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题材的文章也多形成了一定的格式。曹操的文章不落俗套，不受束搏，只重视表现自己的思想，语言简洁朴素，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像《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太尉桥玄文》等都是用简朴的文笔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无做作雕饰之辞，其有政治家的雄伟气势和斗争锋芒。
小说、戏曲舞台上的曹操
小说《三国演义》和戏曲舞台上的曹操，虽仍以曹操贯名，有历史上曹操的影子，但他已成为表现作品主题的材料。作家对曹操这个人物已是按照自己表现思想的需要进行了若干的增补、删削，使其符合作家表现作品主题的要求。即使是历史小说、历史剧也不能例外。文艺作品不是写历史，某些人物或情节是允许虚构的，那么删改人物的某些行为就不足为怪了。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中，根据剧情的需要，不仅虚构了禅娟这个人物，而且还将屈原的学生，著名诗人宋玉写成了一个背叛屈原，被批判的人物。历史上的宋玉有许多处已无史料证明其身世，也根本无他背叛屈原的记载，连他是否真是屈原的学生都很难搞得清楚，仅从时间上看，他所生活的时代晚于屈原，有人说他是屈原的学生。而从他的作品《九辩》看他政治上是不得志的，流落出抑郁不满情绪。如果他背叛了屈原，必然是得到楚怀王、南后的赏识，他应该春风得意才是。这些都是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但郭沫若在剧中却把他写成了背叛老师屈原，追求禅娟，讨好楚怀王和南后的败类。作家之所以这样写，主要是为了表现两派斗争形式的严峻，并以宋玉映衬屈原、禅娟的高尚情操。
在作家的笔下，这样的例证是很多的。因此，小说《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做了某些加工改造也是可以理解的。《三国演义》在长期的成书过程中，受到当时社会上正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尊刘贬曹”的观念已是一个明显特征，作家要尊正统思想的代表刘备，就必然要贬斥曹操、孙权。不仅是要对他们本人的行为进行褒贬，而且连他们周围人物的政治态度都随之改变。像徐庶这个人物，在蜀能为刘备谋划，进了曹营，不管曹操如何厚待，都是一言不发。作家为表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政治态度，总是不惜采取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进行加工改造。对于曹操这个人物，罗贯中肯定是进行过修改增删的。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描写，基于作家“尊刘贬曹”的思想，他已变成了一个奸诈、狡猾、阴险的恶势力的代表。对于历史上曹操身上的某些优秀之处，像曹操在北方实行的屯田制，规定民间的斌税政策，都轻描淡写地代过。却运笔细腻地描述征张绣时，他下今不许马踏青苗，反而自己的马惊踏坏了大片麦田。曹操假意欲拔剑自刎，被众将救住，割发以代。这个故事不仅不是赞美曹操，而是描写了他虚情假意的狡猾。可见作家的选材是有其鲜明立场的。
作家为了表现曹操的奸诈、凶狠性格，竟不惜编造某些情节，为塑造人物服务。像写曹操的杀人，有的是既无任何理由，也无历史根据。书中写得十分热闹，已为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无所不知的杀其父结义兄弟吕伯奢一家；杀主粮官王（上后下土）的故事。前者仅是出于疑心而将其家人杀了十数口，而离去时路遇沽酒而归的吕伯奢，明知错却仍杀之。连同行的陈宫都不能容忍地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以致于陈宫最后离曹操而去。杀王（上后下土）只是军中粮食不足，借头欺编众军士，以稳定军心。但这两个故事在史书上均无记载，其情节都是作家编造的。张国光等校订整理的《文史时照插图本〈三国演义〉》“故事梗概”（该书对史料与小说故事进行过详细核对）中，在谈到“操军乏粮之事”时说：“则传有之，灭杀王（上后下土）以借头之举，则不载。”有曹军缺粮之事，而无借头之举。关于曹操过中牟，为县令所获及杀故人吕伯奢之事，《三国志》中的记载仅是：“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或有识之，为请得解。”《魏书》则与此大同小异。可见这些故事都是作家为了表现人物，刻画曹操的性格而加工创造的。
曹操的好杀人，历史上确有多处记载。当然多是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诛灭异己。我认为这也是政治斗争中可以理解的。比如曹操杀董承、杀董贵妃、杀伏皇后等，如果这些人在斗争中获胜不也是要杀曹操一伙吗？但史书上也有多处记载他性忌杀人，像杀华佗、杀孔融、杀杨修、杀许攸、杀娄圭、杀崔琰、杀边让等，有的是因为斗气，有的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有的是忌贤妒能。杀杨修就是因为他太聪明、太有才华了，曹操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他；杀华佗是他不听曹操的，跑回家去不回来，不愿给他治病；杀孔融是他好卖弄才华；杀许攸是他当面开玩笑叫他小名。问题是作家对曹操杀人一类的坏事都写进了小说，有的还不惜编造某些情节，这个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如果我们将曹操的作为与刘备在小说中的描写加以比较就会看得很清楚了，作家笔下的刘备，则是个仁人君子。小说中几乎没有写过刘备杀人，而且是尽做好事。有多处写他为被俘的敌将松绑，使得对方感激涕零，当场表示愿为刘备效力。最生动的例子是“吴国太佛寺看新郎”中，写孙权听吕范计“令贾华率领三百刀斧手，伏于两廊；若国太不喜时，一声号举，两边齐出”结果刘备。可是当刘备跪于国太席前，泣告此事，国太大怒，责骂孙权，喝令斩杀贾华时，玄德又反为贾华求情。刘备真是好事做尽，好人全让他当了。
但最能表现刘备是个好人的，还是人们常提到的“三让徐州”、“携民渡江”这些生动故事。在这两个情节中，作家浓墨重彩的描写了刘备的高尚品德。陶谦被曹操围攻，玄德带兵往救。“陶谦见玄德仪表轩昂，语言豁达，心中大喜，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让与玄德。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谦曰：‘今天下扰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皇亲，正当力扶社稷。老夫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玄德离席再拜曰：‘刘备虽汉朝苗裔，功微德薄，为平原相恐不称职……”刘备坚决不受。退曹兵后，“谦延玄德于上座，拱手对众曰：‘老夫年迈，二子不才，不堪国家重任。刘公乃帝室之胄，德广才高；可领徐州，老夫情愿乞闲养病。’玄德曰：‘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为己有之，天下将以备为不义人矣。’”糜竺、陈登虽在旁相劝，陶谦推让再三，刘备只是不受。直至陶谦病危相托，徐州百桂拥府前哭拜挽留，玄德乃许权领徐州事。作家在小说中极力渲染了刘备的仁德、谦让。再有“刘玄德携民渡江”中描写刘备撤离樊城时，“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负者不计其数。”“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小说中这些描写虽史书中亦有记载，但也不乏添枝加叶之处。从作家的写作态度来看，是在极力赞美刘备的仁德。与描写曹操的态度比较，便可鲜明地感受到小说中“尊刘贬曹”的政治立场。
那么，小说中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尊刘贬曹”的思想呢？这一思想主要是来自封建帝王的宣传和提倡。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时代的统治思想。由于封建帝王为巩固目己的统治地位，多是把自家说成是正宗，是天子，而把反对他们的、起来革命造反的人民群众说成是叛逆，这一思想便是正统观念。刘备由于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也”。刘备代表着执政的封建统治者，当然就是应该歌颂的对象。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三国戏中正统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观念在统治者的亲自监督下，表现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烈。
从明罗贯中成书《三国演义》时，“尊刘贬曹”的态度己很明确。而到了戏曲剧目中，这一观念又得到了更进一步强化。清王朝对民间流传的小说，戏曲的监管是很严格的，有许多禁毁的律条，其中不仅规定了具体的禁毁内容，而且还规定了刑罚标准。《水浒传》、《金瓶梅》都被贯以“海盗”、“诲淫”的罪名，不准在民间流传。而对于《三国演义》“虽然有人在奏章中援引《三国演义》受到了处罚，但这部小说并未遭禁。究其原因，大概如章学诚所说：“演义之属，已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清王朝在禁毁一些有反抗封建统治思想意识的小说、戏曲剧目的同时，又对《三国演义》类小说的人物、情节进行改造，渗透有利于他们统治的政治观点。而在清朝统治者安排编写的三国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清王朝的宫廷里，经常演出京剧（至今北京故宫、颐和园里仍保留有演出的戏台），命大臣们编写剧本，《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小说都曾被改编成戏曲剧目上演过、《西游记》的改编本名为《（上曰下升）平宝筏》；《三国演义》名为《鼎峙春秋》，都是有一百二十出的连台本戏。而在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曲剧目中，“尊刘贬曹”的正统理念就更为强烈、“《三国演义》中丑化曹操的情节大多都写进了戏中。特别是许田打猎、衣带诏事发大行杀戮、拷害吉平、杀国舅、贵纪，在《三国演义》里也只用二、三个回目描写的事件，《鼎峙春秋》中从第二本到第三本用了十几出戏的篇幅大加演染。”而对于“《三国演义》里一些赞扬曹操的情节多做了删改。”刺杀董卓改为“王允指派曹操行刺”；第五回曹操招幕义兵，原为“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改为“争王图霸”。在《鼎峙春秋》中曹操不仅一无是处，而且已是十恶不赦了。剧中写曾操死后和董卓一起被打入地狱，“十股阎君说他‘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流东海之波流恶无尽’。轮转鬼王宣判曹操来世变鳖，以示对他生前罪恶的惩罚。”统治阶级的这种“贬曹”的观念，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影响，以后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京剧三国戏里被丑化了的曹操形象已无法改变（当然作为艺术作品也没必要改变）。像在《水淹下邳》一折戏里写攻下下邳，生擒吕布、陈宫等，曹操对刘备说：“传下令去，今日所抢之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在小说《三国演义》而外加的，为的是极力表现他的骄横、凶残。此外，还有许多骂曹操的戏，借剧中人物之口揭示曹操的罪恶：像《击鼓骂曹》（一名《群臣客》）、《徐母骂曹）（一名《击曹砚》，又名《女骂曹》）等，《徐母写曹》中徐母骂道“种种奸谋，彰明昭著。世之三尺童子，未有不想杀尔之头，食尔之肉，割尔之心，碎尔之骨！”这较小说中对这段故事的描写更为鲜明、具体。真可谓把曹操骂得痛快淋漓。
而在戏曲舞台上，曹操的形象已定型，并有许多专工演员扮演（像有“活曹操”之誉的黄润甫、侯喜瑞、郝寿臣），各流派特点不一，但其基本扮相均为勾白脸，三角眼，深皱纹，挂黑满，与奸臣赵高、严嵩的扮相一类。表演上奸诈多疑，工于心计，多思多虑。但又常常中人计谋，上当受骗。曾操己成为文艺作品和戏曲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典型。
如何评价曹操的是是非非
历史上的曹操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确实是不一样的。但因为小说流传广泛，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帷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信虚者为真。”比如王渔洋引“落凤坡”入诗的事，已成为笑柄。学者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百挂。因此，一些学者便主张应为曹操翻案。
1959年5月15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他谈到曹操不仅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他也是杰出的政治人物。但是由于《三国演义》的宣传，曹操却长期被当作奸贼遭到人们的漫骂。这是不公平的。他说《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宣传封建正统的历史观，就肆意歪曲历史，贬斥曹操，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后人又把他写的滑稽剧当成了三国的历史。郭沫若也接连发表文章，指出曹操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但《三国演义》流传于世后，“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郭沫若在他著名的《替曹操翻案》一文中还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我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但今天的时代变了，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
谈到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著作，他虽写了一些理论方面的文章，但最能表现他为曹操翻案思想的是他的五幕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本人在《蔡文姬》的《序》中曾说，他写《蔡文姬》主要“就是替曹操翻案”，他在剧中也确实以他多年对历史的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曹操。剧中的曹操是个民族英雄，翻了小说和戏曲舞台上曹操的案。首先在人物扮相上，《蔡文姬》中的曹操是个英俊小生，再不是戏曲中狡猾、奸诈、凶狠的一个大白脸，表演上也充分显示出他潇洒、气魄有作为的汉丞相的形象。他统一安定了北方，派董祀、周近去匈奴，迎接因战乱而流落异国他乡十二载的蔡文姬，回中原整理其父蔡邕的著作，参加编纂国史。这一举动，一者说明在曹操的治理下中原是安定的、富庶的；二者这迎接蔡文姬回国修史的本身也是一番宏图大业。在剧的一开始，所描写的迎接蔡文姬的形式是充分说理的，对待匈奴的态度是友好的（给匈奴单于带去了许多礼物），而不是凭借汉朝的强权政治和军事武功，让人感到曹丞相是个政治开明的伟大人物。在蔡文姬一时难以割舍与左贤王和两个孩子的感情，周近做她的说服工作，向她宣传中原地区在曹操治理下的盛世，赞美曹操时说：“他（指曹操）的那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你如果立在他的面前，就好像自己的心肝五脏都被他看透了一样呵。”他有“以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胸怀，能关心人民的疾苦，实行开明政治。董祀亦说：“他（指曹操）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重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蔡文姬》中还描写了曹操处事的大度，能容忍，赏罚分明。他遇事能“当机立断，执法如山，只要你一有错处，他是丝毫也不容恕的。就是自己的儿女，他也要加以处分。”剧中当他偏听了一面之辞，说董祀在迎蔡文姬归来的途中有“行为不轨”之事，他便要判董祀死别。但当后来听蔡文姬讲董祀是在作她的思想工作时，他能知错就改，不仅收回了成命，还将董祀晋升为典农中郎将，并从中作伐让董祀与蔡文姬结成婚姻。同时还描写了曹操能任人为贤，广罗人才为国家所用。周近说他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他们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他们对于曹丞相都是心悦诚服的”，“曹丞相能够用人，就是他的一项大本领。什么人在他的手下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
在郭沫若的笔下，曹操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能写诗，会下棋，亦能骑马围猎。他还有平民的风度，平易近人、生活检朴，一条被子盖了几十年。剧中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他与妻子一道补被子的场面，并感慨地说：“天下人好多人都没有被子盖！”这里对曹操的评价该是多么崇高啊！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对曹操这个人物的认识和评价。
但随着讨论问题的深入，也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由于这些都是学术问题，各家各持己见，也无法统一。（一）如果郭沫若等人替曹操翻案的观点成立，是不是因此就要否定小说《三国演义》和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呢？有的人认为不能将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与历史上的曹操等同起来。小说和戏曲舞台上的曹操是作家表现作品主题的材料，史书上记载的曹操才是真正的曹操。《三国演义》中所写的曹操是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狡猾、奸诈、暴虐，甚至无端杀人的反面典型；而戏曲舞台上的白脸曹操是个有专门扮相、专门服装道具，有专门剧目、有专门演员扮演，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演了几百年的戏曲人物。我们想，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戏曲舞台上的曹操都是不可改变的，也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我认为搞学术研究的就是要做这样一项工作，让人民群众逐渐把这两个曹操区别开来。有人要改变文艺作品中的曹操形象也是没有必要的。况且文艺作品中的曹操高度概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如果从艺术典型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和戏曲舞台上的许多演员所创造的曹操都是相当成功的，为什么非要消毁或改变这个艺术典型呢？（二）有的人认为历史上的曹操也有两面性。曹操在统一中国，结束战乱，抵御外族入侵，抑制豪强兼并，对于民族的发展，疆土的巩固，他都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但他又毕竟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在他身上又始终具有统治阶级的那种自私、利己、狡诈、凶残的性格特征。历史上的曹操是个性格复杂而又丰富的人物，只强调他的功绩方面，或只强调他的罪恶方面，都不是全面的评价曹操。我想，我们应该有个全面看问题的观点。郭沫若写的《蔡文姬》虽然在当时已公开演出，但有的学者却认为那仅是一家之言。比如曹操在舞台上补被子，很多人看过后便不能接受。做为汉丞相的曹操，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怎么能盖补过的被子呢？
至于近年来又有人创造新的曹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文化思想十分活跃，各种风格流派、各种政治观点的作品大量涌现。衣连友、金志隆曾创造了曹操三部曲，名为《乱世袅雄》。第一部描写的是从曹操初登仕途到汉献帝迁都许昌，是一反历来文艺作品中“贬曹”的观点，创造了一个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的曹操。
我想这是作者的个人自由，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却无权干涉作家的创作观点。我们每个人同意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把它看作是百花园中的一花。这个曹操再不是奸贼，而是匡扶汉朝的忠臣。书中第三十八回写荀彧劝说泰山太守应劭迎曹操入主州事，共破黄巾时有一段话说：“曹操虽为宦竖后裔，然棒杀蹇恽、屑小敛迹；荡平济南，朝廷嘉许；献刀刺卓，忠义可钦；首倡义军讨卓，天下莫不响应；血战荥阳中箭，讨逆之心未泯……这桩桩件件，并皆为国为民，匡扶汉室之举！试问朝廷大臣，成千上万，牧守县令数以万计，谁个不食汉禄？谁个不被皇恩？谁又能似曹公如此忠肝义胆？”此处陈述的桩桩件件都是曹操的功绩，都是曹操匡扶汉室之举。后来献帝遇急难，袁绍和众诸侯不肯发兵救驾，只有曹操不顾自己的安危，率军星夜兼程，前往救驾。他先派铁骑兵抄近路火速护驾，接着又分两拨步兵随后接应。将献帝接入洛阳后，又调兵卒整修殿宇，安置百官，从军中拨粮，供应朝廷之需；后又在许昌修建都城，楼台画阁，锦衣玉食，不使献帝缺乏，使朝廷亦有新气象。感动得献帝称赞说：“曹将军真社稷之臣也！”
此外尚有写曹操心忧万民之处。他为济南相，见连天阴雨，城中积水成灾，疫病流行。他访察民情，设法清除水中障碍，排除城中积水，使百姓解除水患之苦。曹操为救济灾民，还矫诏放粮，众百姓跪地，口中称道：“曹老爷恩重如山，小民给你老人家叩头，愿你老人家福寿无边！”《乱世袅雄》中的曹操形象又有别于郭沫若《蔡文姬》中的曹操，可能亦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我认为只能把他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去认识，也完全不必追究其历史真实与否。实际上，几百年来，人们对曹操的评价始终是意见不一、明代就有王济的杂剧《连环记》，写曹操借献宝剑行刺董卓，表现他见义勇为，为国除奸的气概。还有明代陈与郊的《文姬入塞》，清人南山逸史的《中郎女》和曹寅的《续琵琶记》，都写曹操用重金派专史往匈奴赎回流落北国多年的蔡文姬，让她继承父志续写国史。这无疑也是赞扬曹操的爱惜人才，重视修史著书。因此，今天人们写小说，评价曹操已并不新奇。关于曹操的是是非非，恐怕是再过上几十年，几百年意见也是不会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