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当邓艾的奇兵翻越阴平小道直逼成都时，蜀汉的命运已悬于一线。作为盟友的东吴虽派出丁奉、丁封等将领分路进攻魏国边境，却未能扭转战局。这场看似背信弃义的"见死不救"，实则是三国鼎立格局下地缘政治、军事策略与内部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地理屏障与战略误判：救援的天然困境
东吴与蜀汉虽为盟友，但地理阻隔严重削弱了救援可行性。从建业（今南京）到成都直线距离超过1500公里，即便以当时最快的驿站传递，军情往返也需月余。当邓艾偷渡阴平的消息传至建业时，蜀汉已陷入绝境。东吴选择的"围魏救赵"策略——进攻寿春、沔中——本质上是希望通过威胁魏国核心区迫使其回师，但魏军早有防备：钟会主力已控制汉中，邓艾部则采取"断后军"战术，导致吴军实际攻击的仅是魏国二线部队。
更关键的是，东吴对蜀汉的防御能力存在严重误判。蜀汉后期常备军仅10万余人，且分散于汉中、南中、成都三地。当姜维放弃汉中防线退守剑阁时，魏军得以长驱直入。东吴统治者孙休收到求援信时，或许仍认为蜀汉能复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防御战，却未料到刘禅会直接投降。
二、内乱与资源掣肘：东吴的自身困局
东吴并非不愿救援，而是力不从心。263年正值交趾叛乱（263-271年）高峰期，这场持续8年的叛乱消耗了东吴超10万兵力，仅镇压吕兴之乱就需调动交州刺史陶璜率部南下。与此同时，东吴内部士族与皇权矛盾激化：孙休即位后虽诛杀权臣孙綝，但门阀士族仍掌控地方实权，导致中央难以有效调动全国资源。
军事层面，东吴水军虽强，但陆战能力薄弱。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孙权曾亲率10万大军进攻合肥新城，结果被满宠用火攻战术击溃，伤亡惨重。此次救援蜀汉，东吴派出的丁奉、丁封部多为偏师，既无决战决心，也缺乏突破魏军防线的实力。
三、联盟本质：利益博弈下的脆弱平衡
吴蜀联盟自赤壁之战（208年）形成以来，始终建立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脆弱逻辑之上。夷陵之战（221-222年）后，诸葛亮为修复关系派邓芝使吴，明确提出"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君并力收服蜀汉，各安一方，同世为王"的分裂性方案，暴露出联盟的功利本质。
到三国后期，随着曹魏推行"息民养兵"政策，其经济实力已远超吴蜀之和。据《晋书·食货志》记载，魏国户籍人口达443万，而蜀汉仅94万、东吴230万。这种实力差距使得吴蜀联盟逐渐从"攻势同盟"转变为"守势同盟"，最终沦为拖延灭亡时间的权宜之计。当蜀汉灭亡已成定局时，东吴统治者更关注的是如何趁乱夺取荆州残余势力，而非真正救援。
四、历史回响：三国格局的必然终结
东吴的"不救"决策，本质上是三国鼎立格局走向崩溃的缩影。从战略层面看，蜀汉的灭亡打破了三国间的力量平衡，使东吴直接暴露在曹魏的军事压力下；从战术层面看，东吴的救援行动既无地理优势，又缺资源支撑，更暴露出其"重水战、轻陆战"的军事短板。
这场救援失败也印证了《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论断："吴蜀之不终济，固其宜也。"当曹魏通过屯田制积累起压倒性经济优势，当九品中正制将士族力量整合为统一战线，三国鼎立的基础便已动摇。东吴的"不救"，不过是历史大势下的无奈选择。